刑法新青年 | 陈少青：肄业与修心

作者：陈少青

编者按：

在青年时期，见证一个学者最有朝气和激情的探索

在青年时期，感想熏染一个学科临界知识的裂变

在青年时期，遥望一个共同体未来学术顶峰的气候

在过去的两年中，为了让青年学者有更大的学术舞台，让学界和实务界更多谛听青年学者的声音，让实践得到更新鲜的理论滋养，“刑法新青年”系列多次集结中国青年刑法学者中最精锐的力量，在线下实地举办“全国青年刑法学者实务论坛”，在线上推出“全国青年刑法学者在线讲座”。

秉持为全国青年刑法学者搭建平台的宗旨，“刑事法判解”公号新开“刑法新青年”访谈专栏，约请青年刑法学者分享自身的求学和治学经历，畅谈学术及传授教化生涯中的感想和体悟，展现当代中国刑法新锐思考的个人风采和深度思考。

陆续登场，敬请期待！

——《刑事法判解》编辑部

我从2007年进入中国公民大学法学院学习至今，打仗并学习刑法已经有近15年。
回顾这一起走来的心途经程，最大的感触是求学、为学，都是一个修心的过程。
比较起大部分年轻学者，我的科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我是中间“拐了个弯”才真正走向学术的。
大致来讲，全体求学之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11年到2017年，我拜入冯军教授门下攻读刑法学硕士、博士；第二个阶段是从2017年到2018年，我在博士毕业后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书，并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代了一个学期的刑法课；第三个阶段是2018年到2020年，我拜入黎宏教授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事情。
博士毕业后，我选择了“躺平”，准备在广外一边教书一边兼职状师，阔别学术圈，但一些机缘让我决定再给自己末了一次机会，前往清华从事两年博士后事情。
全体过程虽然算不上“跌宕起伏”，但在当时的情境下经历了感情上的大起大落，这让我深刻地觉得到，求学、科研的过程便是修心的过程，心态的自我调度、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化是做好科研的关键。

从2007年到2017年，我在母校中国公民大学法学院完成了本、硕、博的学业，并在硕士、博士期间一起保送，没有经历过考研、考博的残酷历练，全体过程可谓相称的“一帆风顺”。
在此期间，我非常幸运地拜入恩师冯军教授门下，跟随老师学习刑法。
冯老师不仅是一名治学严谨、学贯德日、理论功底颇为深厚且极富人格魅力的刑法学者，更是一位心思细腻、品质高洁、待人温和的谦谦君子。
在人大读书期间，我不是一个特殊勤奋、刻苦的学生，性情也比较跳脱，乃至在学习上有些不求甚解、浅尝辄止。
冯老师作为一名刑法学大家极具“匠人”精神，但对付我性情上的各类不敷，老师给予了太多的溺爱和原谅。
在学业上，冯老师不仅倾囊相授，而且为我供应了大量求学上的资源与便利。
2015年到2017年，我得到安田奖学金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两年，从奖学金的申请到联系日本的学校、导师，冯老师都是亲力亲为，默默地帮我完成，我基本上便是在申请书上签了个字即前往从前夜。

事实上，在2015年初，我已经考虑毕业后以状师为主业，险些想放弃学术这条道路，并将这一决定见告了老师。
老师虽然接管了我的“不思进取”，但仍旧在竭尽所能为我供应更好的求学条件。
在人大的10年间，对付母校、对付冯老师，我内心颇为惭愧和腼腆。
一方面，由于没有经由考研的磨炼，统统来得太随意马虎，故我对付走学术科研这条路，内心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面对投稿屡屡被拒，心中难免很是失落落，对付未来的学术前景产生自我疑惑。
另一方面，对付冯老师的谆谆教诲，我也未能真正“消化接管”，很多时候都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想法，这导致自己主不雅观上自我觉得良好，但客不雅观上学术水平原地踏步，没有太多提升。
现在想来，当时我因心态的失落衡，既没有对付能够顺畅得到硕士、博士求学机会足够珍惜，也缺少在学术界拼格斗争的勇气，选择“躺平”更多是一种躲避吧。

2017年7月，我博士毕业后入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并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代了一个学期的刑法总论课。
学生们的勤奋、聪慧让我得到了很大知足感，至今我仍旧与很多学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份情意弥足宝贵。
但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以为心有不甘。
在真的准备阔别学术圈后，我逐渐认识到自己是真地热爱刑法这门学科，当时自己口口声声说要做状师也不过是一种感情宣泄。
可问题是，“出京随意马虎回京难”，当你离开北京之后，想再重新回到学术圈，险些是不可能的。
此时，一个有时的事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2017年11月，付立庆老师与付玉明老师来广州开会，晚上我与老师用饭的时候，倾诉自己的困惑。
付立庆老师见告我，如果想回京，只有去做博士后这一条路，当时在各个招收博士后的高校中，清华大学的报酬和平台是比较好的；付玉明老师建议我报考黎宏教授的博士后，他与黎宏老师打仗较多，知道黎宏老师在培养学生上非常竭尽全力，我在黎老师门下更随意马虎在学术上有所打破。
之后，我通过冯老师的引荐，与黎宏老师结缘。
2018年7月，我整顿行囊，辞掉“奇迹编”，破釜沉舟，打算做末了一搏。

在回京之前，我有机会拜访了我的师兄钱叶六教授。
钱师兄是黎老师培养出来的第一位博士后，博士后期间揭橥了包括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在内的5篇CLSCI，出站后直接被苏州大学聘为教授、博导。
2018年5月，师兄来华南理工大学做讲座，我有幸见到师兄，并向师兄“取经”。
师兄叮嘱我，“在博后期间要多读书，多写文章，一定要客气接管黎老师的批评，即便黎老师的见地一韶光理解不了，也要先记在心里，然后逐步体悟。
”师兄的这一番教导对我博士后阶段的为学起到了非常主要的影响。

初见黎老师，以为老师特殊地民平易近，乃至有些过于客气，但在之后的交往中，我逐步领略了老师似火的“激情亲切”。
黎门历来有一个传统，每周必开一次读书会，读书会上大家可以报告自己的论文，如果没有论文的话，黎老师就带领我们逐字逐句研习刑法经典著作。
初次上读书会时，我报告了两篇博士期间的“得意之作（发不出去的存货）”，当时自己信心满满，以为文章颇有亮点，但等我报告完后，在场的所有人一片沉默。
黎老师让大家提提见地，结果无人知声（后来才知道是文章槽点太多，第一次见面大家不好意思批评），于是老师对我的文章从问题意识到行文思路逐一进行细致的评判。
当时我的大脑蒙蒙的，完备跟不上老师的思路，我们二人虽然都在说论文，但彷佛不在同一时空。
经由将近两个小时的沟通，老师创造我仍旧没有“开窍”，气得把论文一摔，恨铁不成钢地说道“你怎么就这么笨！
”说心里话，当时也有些许不服，些许委曲，总以为自己文章也没有那么差。
不过，我立时想起了钱叶六师兄的叮嘱，默默将老师的批评记在心里，然后逐步体会。
等到晚上用饭的时候，黎老师有些“小心翼翼”地安慰我，“下午说你的话不要往心里去”，我听到老师的安慰既惊异又冲动，然后见告老师，我回去会好好反思，然后笑称自己最大的特长便是脸皮比较厚，老师批评得越狠我越心安。
在之后三个月的“磨合”里，我在博士后期间写了第一篇论文，在读书会五次报告、修正后，很快顺利揭橥。
这个时候我回过分来看那两篇博士期间的存货，第一次深深地以为文章确实存在着太多的不敷。
原来文章不能揭橥确实是水平不足，如果我作为期刊编辑或外审专家，这样的文章也是难以通过的。
我的心态一下子沉着了很多，虽然依然压力很大，但心中不再像之前那样存蓄着失落望与消沉，只有当心态平和之后，学问才能一点一点地做出来。

在此之后的一段韶光，我就在黎老师的指挥棒下一边读书一边写作。
在博士后满一年之后，我开始找事情。
2019年的第四个季度，是我多年以来压力最大的一个阶段。
由于文章从投稿到揭橥的周期很长（中间还有不断的退稿），当我开始找事情时，手里已经发出来的文章非常少，对付是否能够留京，充满了不愿定性。
心情的低落与感情的高压让我的身体状况涌现问题，办公室的桌上摆了一排药。
在那段灰色的日子里，黎老师每天下午五点请我吃晚饭，然后一起去清华的东操场闲步一个多小时。
我会向老师倾诉自己的迷茫，感叹自己的“时运不济”，老师负责谛听，然后不断地安慰我，为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要有武断的信念。
老师反复地告诫我，“如果文章没能揭橥，根源一定是文章质量不过硬，一定要多自我反省；如果文章质量足够好，即便被一两本期刊拒稿，也不可能被所有法核都拒稿”。
在那三个月里，老师每天的闲步陪伴让我平稳了感情，我也得以借着闲步的机会及时向老师请教大量研究上碰到的困惑。
现在回忆起来，那段韶光虽然是我人生的低谷，但有着老师的悉心陪伴，何尝不是一种极致的幸福。
在老师每天的辅导下，我逐渐在刑民交叉、财产犯罪领域里摸索出一套研究方法，学术功底与学术自傲逐步累积。

回忆自己全体求学的过程，我最大的感触便是，求学的根本在于修心。
不得不承认的是，最近几年论文越来越难发，作为学界底层的“青椒”们，每天打开电脑第一件事便是上岸各个投稿系统看一下稿件进度，创造被退稿又立时改投其他期刊。
这种周而复始的投稿退稿非常随意马虎导致心态的失落衡，并逐渐消磨掉学术的激情亲切。
学术研究既要有踏实的理论功底，也要有思路上的灵光一现，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心态，过度沉浸在悲观的感情之中，则既难以静下心来梳理古人已有的不雅观点，也无法创造性地找到新的办理方案。
问题是，对付当下的年轻学者，保持好的心态谈何随意马虎？

首先，对我个人而言，心怀戴德是求学、为学之基本。
我博士期间因投稿、揭橥产生消沉感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经历人生的“熬炼”。
由于我的硕士、博士一起推免保送，以是没有以为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有多宝贵，在潜意识里把得手的统统视为理所应该。
在这种“漂浮”的心境下，但凡碰着挫折，就随意马虎以为是他人的问题，感叹外界的不公；心态上的薄弱致使自己面对困难时，不能迎难而上，退而寻求躲避的办法。
事实上，内心的强大与成熟须要一个人拥有一颗戴德的心。
唯有心怀戴德，珍惜眼下所拥有的统统，才能在面对挫折时，保持心态的乐不雅观与平和。
与其他领域不同，学术科研不是工业流水线，更像是一门师徒相传的“手艺”，每一位入场并接管同行评议的年轻学者都是导师精心打磨的“作品”，每一件作品的背后倾注了导师巨大的心力。
对在学术道路上帮助过我的各位老师心怀戴德，不仅是为人的道德底线，而且这样能够确保自己心态的积极乐不雅观，面对外部的阻力、障碍时，至少先与自己的内心和解。

其次，即便外部环境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应该先从自身找到不敷。
现在回看博士期间写的论文，我明确地感到当时很多投稿文章的质量本身存在不敷，期刊不发你论文归根到底还是文章质量没有达标。
换句话说，只要文章水平足够好，即便一时投稿不中，终极也能碰着赏识这篇文章的人。
虽然某个人对付文章的评价是主不雅观的，但同行对付某位学者的文章水平、学术能力的整体评价相对客不雅观。
青年学者还是首先须要苦练内功，在激烈的学术竞争中找寻自己的立足之地。

末了一点，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学术同仁，相互扶持，一起打拼。
学术之路每每是孤独的，须要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逐步思虑，但学术之路也是热闹的，总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与你一起努力。
尤其是在遭受挫折时，年轻人之间的相互鼓劲、相互倾诉能够更快地使人从悲观感情中摆脱出来。
在这一点上，我是一个特殊幸运的人，除了冯门和黎门内部深厚的同门情意，学术生活中碰着一些“投缘”之人。
在日本的两年，我常常与张梓弦聚餐，梓弦做一碗麻辣喷鼻香锅，然后我俩一边饮酒一边谈天，而梓弦极度的勤奋、刻苦给了我很大的冲击，让我警觉自己在求学之路上不得散漫。
在博后的两年，当我心态涌现颠簸时，我常常会打电话给我的大哥张小宁教授，大哥的开导、关怀总是能很快让我稳住心神，连续学术研究。
学术之路，道阻且长，无论中途碰着何种波折，都要保持平和、乐不雅观的心态，这既是为了更好、更高效地从道理论研究，也是对自己、对师长、对家庭的卖力。

作者先容

陈少青：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中国公民大学法学博士，2015-2017年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研究科外国人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比较刑法学、刑民交叉、财产犯罪。
主持课题“刑民交叉案件中的规范适用与制度衔接”。
已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政治与法律》《法律科学》等核心刊物上揭橥论文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