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己有耻不辱君命中国古代的士与常识分子

作者：王彬

冯谖弹铗图 （资料图片）

春秋战国期间，中国崛起了一个分外的阶层——士，这批精良之士不仅有知识、有技能，而且关心民瘼，热爱国家，有仁者之心。
这样的士相称于本日的知识分子，但是其范畴要更宽广。
孔孟二圣对付士的论述不断建构和充足着士的精神代价，不仅对知识分子，而且对中华民族性情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该当负责剖析、研究、不断，使之成为推进我国当代文化培植的主要动力。

士的崛起

士，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分外阶层。

士在甲骨文中作“┴”，杨树达训诂：“─”，象征地皮；“│”象征秧苗插入田地的形状（《积微居小学述林》），二者接合起来，便是在田地里劳作的农夫。

士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发展过程。
西周期间，士是宗法制度的产物。
孟子说：“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孟子万章下》）

把士分为上中下三等。
那么，什么人可以成为士？卿大夫的嫡宗子继续父位仍为卿大夫，别的诸弟则成为士；士的嫡宗子仍为士，别的诸子便成为庶人了。
在那时，士是一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群。

到了春秋战国，士的含义再次发生变革，不再与血缘干系，而成为有一定知识与技能的人群。
在这个人群中，呈现了一批精良之士，他们不仅有知识、有技能，而且关心民瘼，热爱国家，有仁者之心。
技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学鸡叫也是一种技能。
简之，有一技之长的人均可以成为士。
这样的士相称于本日的知识分子，但是其范畴要宽广许多。

在这一期间，诸侯与卿大夫纷纭养士，涌现了许多关于士以及养士的故事，在后者，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君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与齐国的孟尝君。
孟尝君，姓田，名文，继续其父田婴的封地于薛（今山东滕县南），孟尝君是其封号。
《史记》谓其“在薛，招致诸侯来宾及亡人有罪者”，对这些投奔他的士，“孟尝君舍业优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
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
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在屏风后面安排一个记录员，记载他与士的对话。
孟尝君对这些人很激情亲切，“问亲戚住所。
客去，孟尝君已使使请安，献遗其亲戚”。
士还未到家，孟尝君赠予的礼品已经给他的亲朋家人送去了。

有一次，孟尝君招待一位士吃晚饭， 人很多，“有一人蔽火光”，挡住了这个士的视线，看不清孟尝君吃什么，“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
看到这个情形，“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这个人见孟尝君的饭菜与自己的并无两样，非常羞惭，以为自己心胸狭窄，不配称士，乃拔剑“自刭”而亡。
士便是如此有耻辱之心且勇于承担，乃至可以捐躯自己的生命。
而“士以此多归孟尝君。
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
大家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

在孟尝君门下之士中，最著名的是冯谖。
这两个人见面很有戏剧性。
冯谖是“蹑蹻而见之”。
蹻，是草鞋；蹑，是穿。
蹑蹻，穿着草鞋去拜见孟尝君，可见冯谖之穷。
孟尝君问他：“师长西席远辱，何以教文也？”这是客气话，背后的含义是：你为什么来我这里？冯谖说：“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
”回答得很坦率，由于穷苦以是投奔你。
孟尝君于是把他安排在宿舍里。
十天往后，问冯谖的情形，管宿舍的人说：“冯师长西席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
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
”蒯，是一种水边植物，其茎可以制绳；缑，是缠在剑柄上的线。
古代的士每每佩剑，剑柄上多做装饰，冯谖由于穷，剑柄上没有任何装饰，只好缠着草绳，可见他的窘迫。
那时的士，无论贫穷还是富贵，都是佩剑的。

齐愍王二十五年，孟尝君被齐王派至秦国，秦昭王欲聘为相，但是有人进谗说孟尝君是齐人，如果任其为相，肯定会“先齐而后秦”而对秦国不利，昭王于是把他囚禁起来“谋欲杀之”。
孟尝君于是向昭王的一位宠姬求救，宠姬说：“妾愿得君狐白裘”。
然而，孟尝君只有一件狐白裘，“值千金，天下无双”，但是已经献给了昭王，再没有可送的。
孟尝君乃遍问门下之士，结果是“莫能对”。
这时，有一个位居最下坐的士说，他可以做到。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臧中”，把狐白裘偷了回来，献给了那位宠姬。
宠姬得到“狐白裘”后“为言昭王”，开释了孟尝君。
然而，昭王很快便后悔了，“使人驰传逐之”。
孟尝君带着门客们匆忙逃跑，“夜半至函谷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惶急之时，又一个位居下坐的士说，他会学鸡叫，那就叫吧！
从而引动群鸡皆鸣。
不久秦兵追到，但是孟尝君已经出关离开秦国了。
“鸡鸣狗盗”的针言便源于此。
《史记孟尝君列传》说：“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来宾，来宾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
自是之后，客皆服。
”

针对这个故事，北宋的王安石写了一篇《读孟尝君传》，讽刺道：“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
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以是不至也。
”这当然是王安石个人的意见，不敷为训。

真实的情形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作为一个分外阶层，已然成为社会中独立的中坚力量。
于陵子仲是孟子同时期的士，是齐国稷放学派的主要人物。
一次，齐王派使者去赵国，叩问孝威太后，也便是赵威后。
赵威后问：“于陵子仲尚存乎？”使者说：“在。
”赵威后说：“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
”这样的人，上对君主不敬，下不管大夫之家，中不与诸侯友善。
“那该怎么办呢？”使者问。
赵太后说，这样的人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作甚至今不杀乎？”（《战国策》卷二十一《齐王使青鸟使问赵威后》）

赵威后的辞吐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统治者对付陵子仲这类士的意见，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危险人物。

于陵子仲这样的士，以道自大，不肯出仕，始终保持士的独立身份，而对当权者保持一种批评的权力。
类似这样身份的士，在战国期间并不罕见，《战国策》卷十一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一位齐国人去看望田骈，说：“闻师长西席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
”田骈说：“子何闻之？”齐国人回答：我的邻居有一个姑娘，“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
”这个姑娘赌咒不嫁，但是三十岁时却生了七个儿子，这是怎么回事？田骈反问，这个姑娘和我有什么关系？齐国人笑道：“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
”您和这个姑娘一样，说是不做官，但是您比做官的还要富贵，“訾养千钟，徒百人。
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矣”。
您虽然没有做官，但是您的富有与场面却超过了官。
这则讥讽士的故事，其真实性虽然难以印证，但却解释了士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他们身份独立，生活富余，有些乃至“訾养千钟，徒百人”。

孔子论“士”

作为儒学的开拓者，孔子有不少对士的论述，《论语》中总计有15次。
在这些论述里，士有两重含义，一是泛指普通人士，计3次；再是类于今之知识分子，共12次，对这部分人，孔子寄予厚望，将他们视为变革社会、规复周礼的主要成分，故而提出了严格哀求与殷切期冀，他认为士该当具有这样的风致：

一、有志于道，不梦想物质享受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

士的志向是道，但是如果这个士认为穿得不好、吃得不好是耻辱的事情，那就不值得和他谈论道了。

在这里，孔子明确指出衡量士的两个准则：第一，追求道；第二，不梦想物质享受。

以孔子自身为例，他虽然生活清贫，但却甘之如饴，他曾经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个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不仅个人如此，对付安于清贫的弟子，孔子也大加称许，颜回是孔子最喜好的学生，“其心三月不违仁，别的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
颜回三个月可以不离开仁德之心，其他弟子只能在短期间内（一天，至多一月）做到。
因此孔子夸奖他：“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论语雍也》）在这样的处境下，仍旧安贫乐道，颜回真的是贤人啊！

在孔子的心目中，士不应该为衣食所累，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强调对道的追求高于对物质的追求。
那么，什么是道？孔子明确地指出便是“爱人”《论语颜渊》。
士的义务是“弘道济民”，通过道来拯救天下，管理国家，给百姓谋幸福。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道具有强烈的人间色彩，践行道的目的，就个人而言是修身；就国家而言，是实行仁政，也便是儒家常日所说的“修、齐、治、平”，从个人修身到管理国家，都是通过道而一以贯之。

二、行己有耻，不辱君命

在《论语子路》中，子贡问孔子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士：

“何如此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

曰：“敢问其次。
”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

曰：“敢问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抑亦可以为次矣。
”

孔子认为，士分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不仅对自己的行为知道耻辱，而且能够出使外国时不屈辱国君交给的义务，也便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次一等级，“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宗族中的人夸奖他孝顺父母，本乡土的人夸奖他尊敬兄长；第三等级，“言必信，行必果”，说话讲信用，行为果断。
这种人浅薄而固执，“硁硁然小人哉”——是固执己见的浅薄之人呀，但是也有德行，因此也可以算作士，这是第三等士。

简而言之，孔子认为士分三等，上等或者说精良之士，要有为国家效劳的能力。
即便是末等之士，也要“言必信，行必果”，这是士的底线。

三、兄弟怡怡，虑以下人

《论语子路》中有一段子路问士的记载：

子路问曰：“何如此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可谓士矣。
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

切切，恳切；偲偲，嘉勉；怡怡，和悦。
“朋友切切、偲偲”，朋友之间该当恳切地批评嘉勉。
“兄弟怡怡”，兄弟之间该当和蔼相处。

在《论语颜渊》中有一节子张与孔子的对话：

子张问曰：“士何如此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曰：“是闻也，非达也。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不雅观色，虑以下人。
在邦必达，在家必达。
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
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

子张问孔子：“士若何才叫通达？”孔子反问他：“你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子张回答：“在国家做官时一定有名望，在大夫家任职时一定有名望。
”孔子不同意这个不雅观点：“这是名声，不是通达。
所谓通达，是指人品正派，遇事讲理，长于剖析别人说的话，不雅观察别人的表情，宽厚原谅而谦逊待人。
”这样的人才是士，而这样的士在国家的官位上，一定事事通达，在大夫家任职时也一定事事通达。
而那些空有浮名的人，表面上附和仁，行动上却背道而驰，且以仁人自居。
这种人，做官时一定会骗取荣誉，在大夫家任职时也一定会骗取荣誉。

总而言之，孔子认为，精良之士该当具有担当精神，宽厚正派、兄弟和蔼、谦逊待人的品质。

四、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关于士，孔子还有不少论述，剖析起来，孔子最为看重的是士的风致，即：对仁的志向。
仁是道的核心，一方面表示于现实的社会层面，另一方面表示于空想的终极层面。
孔役夫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为了追求仁，士可以献出生命。
他的门下曾子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去世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弘，指宽广；毅，指坚毅。
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甚至其远。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士要有果敢坚毅的精神，始终如一，去世而后已。

不仅是孔子，关于士，他的弟子也有很多精彩辞吐。
《论语子张》记载了子夏这样一句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

对付得到官位的士来说，有余力的时候该当学习；对付没有得到官位的士来说，学习好了有余力也可以做官。
在儒家的学术体系里，士通过仕——也便是做官而实行仁，否则仁只能勾留在个人的教化上。
当然，无论是官还是士，都要学习，这是士与官的最佳结合点。

孟子论“士”

作为孔子思想的继续者，孟子也有许多关于士的论述。
紧张有这样两点：

一、无恒产而有恒心

孟子在与梁惠王对话时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孟子梁惠王上》

什么是恒产？恒产，即固定的家当；恒心，即仁者之心。
虽然没有固定的家当，却仍旧保持着对仁的神往与坚守，这样的事情，只有士，也便是知识分子才可以做到。
在西方，这样的知识分子在18世纪才涌现，而在我国2300多年前已然涌现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比西方提早了2000多年。
西方的社会学家指出，近代的知识分子，没有固定家当，不属于任何有家当的阶层，知识与思想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因此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从而与孟子的论述完备同等。

二、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一天，弟子陈代向孟子请教，陈代问：“不见诸侯，宜若小然。
”不去谒见诸侯，彷佛是拘泥小节吧。
“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
”（《孟子滕文公下》）如果我们谒见诸侯，诸侯听了我们的想法，大者可以实行仁政，小者可以称霸各国。
《志》说：“弯曲的是一尺，伸直的却有八尺”，这样的事情不妨去做吧。

孟子不同意，说：“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孟子滕文公下》）齐景公打猎时用旌旗——一种用羽毛装饰的旌旗呼唤猎场管理员。
管理员认为不符合礼仪而不肯来。
景公很生气，想把他杀掉。
对付这个猎场管理员，孔子很讴歌，说：“有志之士，不怕弃尸在山沟里，年夜胆的人不怕丢失头颅”。
通过孔子对虞人的讴歌，表明了孟子对士的期待。

士的精神代价

孔孟倡导的士之精神，是儒学绵延不绝的主要缘故原由之一。
士不仅具有知识与技能，而且关注国家、关注社会与公共奇迹，从而超越了个人与小团体的私力，以是如此，是由于士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的礼乐传统。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礼乐不再出于天子，而是出自诸侯，因此孔子斥为天下无道，既然统治者不能承担道，那么这个重任便落到士的肩上。
就“势”而言，士与诸侯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士代表“道”，政权的合法性，只有“势”是不足的，统治者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天下，所谓立时取天下，但远远不足，统治者还必须得到“道”的支持，而道则节制在士的手中，因此统治者要尊重士，从而得到他们的帮助。
这就与西方不同。
在西方，道是上帝授予的，通过教会通报人间，教会代表上帝的精神威权，帝王之势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教会的支持与认可。
这是中西文化的主要差异，或者说是研究中西文化不同形态的主要切口。

总结孔孟等人对士的论述，其核心是：

一、“以仁为己任”，坚持操守而风骨崚嶒，具有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弘毅精神。

二、“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做事社会，而拥有做事社会地位的人，更该当勤奋学习，从而更好地做事社会，造福公民。

三、“行己有耻，不辱君命”，人品正派，有耻辱之心，办事通达，待人宽厚，谦逊有礼，能够与兄弟和蔼相处。

总之，中国古代的士有独立人格与高尚操守，为了国家与公民的幸福，乃至可以捐躯自己的生命。
孔孟对士的论述，不仅是对知识分子，而且对中华民族性情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我们该当负责剖析、研究、不断，使之成为推进我国当代文化培植的主要动力。

原题《中国古代的“士”与知识分子》，原刊《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