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收受接收平台成手机销赃新渠道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手机回收平台在给人们供应了更多选择的同时，却也成为新的销赃渠道。

创造，有扒手专偷手机店，之后再经“爱回收”等互联网手机回收平台进行销赃。
为了回避实名制等规定，他们常日会冒用他人身份信息。
对此，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三支队副支队长杨燕峰表示，只管现在通过这些网络渠道销赃还未成为主流，但警方已经开始关注，各平台也应该做好相应的法律方面、社会责任方面的自查。

案例

扒手专偷手机店 再经网络回收平台销赃

今年5月，湖南省汨罗市公民法院讯断了一起盗窃案。
被告人王某于2018年5月至9月间，冒用他人身份信息，通过事先踩点、佩戴伪装方法，采取撬窗等办法先后在广东省东莞市、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湖南省汨罗市等地的手机店内履行盗窃，共计盗得各种品牌手机58台，涉案代价公民币85501元。

讯断书显示，王某先后4次作案，最多的一次从湖南岳阳某中国电信业务厅的手机柜台一次性窃得手机35部。
王某惯于凌晨下手，每次作案都会提前踩点，并佩戴头套、防风帽、手套等进行伪装。
窃得手机后，王某均经网络回收平台进行销赃。

王某供述，他的钱包里有6张身份证和多少银行卡，个中一张身份证是他自己的，别的5张都是别人的。
他用两个微旗子暗记在“爱回收”、“闪回收”、“微回收”等网络回收平台进行注册登录，用于手机销赃。
王某称，因担心公安机关通过手机的去向抓到他，以是两个微旗子暗记的注册信息以及绑定的银行卡也都是别人的。

王某第4次作案时，被湖南省汨罗市公安局的民警当场抓获。
湖南省汨罗市公民法院经审理，判处王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惩罚金公民币2万元。

2018年3月，北京市第一中级公民法院终审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并惩罚金公民币3000元。
讯断书显示，陈某于2017年不到两个月的韶光里，在本市石景山区、房山区、大兴区等地，采取撬锁入室的办法进入饭铺、商铺、手机业务厅等盗窃业务款、手机、电脑等物，先后作案12起。

把稳到，该案中，“爱回收”北京市大兴区某门店的事情职员证明，陈某以“贾某”的身份信息曾先后三次通过“爱回收”该门店出售多部手机和电脑。
店长范某证言显示，他在对手机和电脑进行检测估价后曾讯问手机来源，当时“贾某”自称做条记本维修，顺便回收顾客的手机。
“我反问他，这么新的手机顾客为什么要卖？对方没回答，让我给他结账。
”范某称，确认收货后，他用手机给对方打印交易编码，总部确认交易成功后，随即将钱款打入对方的微信钱包。

创造

利用互联网手机回收平台销赃逐年增多

检索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近几年的裁判文书创造，大约从2016年开始，二手回收平台逐渐成为违法犯罪职员作案后新的销赃渠道，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

以“爱回收”、“回收宝”等平台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创造全国范围内以“爱回收”作为销赃渠道的刑事讯断2016年有5起，2017年增长到10起，2018年26起，2019年截至目前有8起。
“回收宝”相对较少，2017年1起， 2018年1起，2019年截至目前有3起。
个别案件中还提到了“闪回收”、“微回收”等平台。
违法犯罪职员通过这些平台销赃的物品以手机、电脑、相机为主，个中手机最多。

从涉及的案件类型看，盗窃类侵财案件霸占绝比拟例，此外还涌现了少量职务侵略案。
如2018年3月，苏州市苏州区公民法院讯断了一起职务侵略案：被告人程某利用担当苏州某设备有限公司仓库保管员的职务便利，多次将其保管的数码相机及相机镜头从仓库内取出后变卖，包括富士X100F相机4台、卡西欧TR750相机6台、富士镜头4个出售给当地的“爱回收”门店。
经鉴定，上述富士、卡西欧相机及富士镜头合计代价公民币85800元。
程某主动投案，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

体验

回收平台有规则限定 但仍可蒙混过关

把稳到，目前市情上较常见的 “爱回收”、“回收宝”、“二师兄”等二手手机回收平台，在用户协议中均哀求待售的商品不属于盗赃物、“黑机”等造孽渠道物品，否则平台将保留退回商品、交由公安机关处理等权利。

体验APP创造，三家平台均需通过手机号码验证注册，注册时不须要进行实名认证，但若想在出售后将货款提现，则必须绑定支付宝、微信账户或银行卡。
而据理解，目前未经实名认证的支付宝、微信账户均无法进行收付款操作。

注册成功后，用户即可填写欲出售的手机型号和利用情形，随后平台会给出参考报价，由用户自主选择是否出售。
个中，“爱回收”平台哀求，如果手机无法解锁或无法退出账户，不论品牌为何，均只能选择“环保回收”模式，回收价为2元。
“回收宝”、“二师兄”两平台则谢绝回收无法退出账户的苹果手机，其他品牌的未解锁手机也只能售得几十元至百余元不等的价格，比起已解锁手机的售价相差可达数十倍。
而通过APP平台，用户可通过邮寄或预约上门的办法出售手机。

在“爱回收”位于朝阳区某阛阓的一家实体柜台，把稳到，事情职员在给一位客人出售的二手手机现场验机报价后，对客人的身份证进行了扫描备案，后通过微信现场付款。
事情职员见告，凡回收价格在50元以上的都须要身份证备案，50元以下则不须要，支付对价都是通过微信和支付宝。
对付无法解锁或无法退出账户的手机等数码电子产品，事情职员表示可以回收，但也表示只能选择“环保回收”。

体验后创造，虽然这些平台在规则设置上对付来源合法、实名制均有一定的哀求，但是从实际判例看，违法犯罪职员在销赃时通过冒用他人身份信息、银行卡、临时手机号等仍有蒙混过关的可能。

示警

干系企业应做好法律

及社会责任方面自查

丰台审查院第三审查部审查官张磊也曾办理过此类案件。
2018年初，嫌疑人王某通过网络将盗窃来的11部手机陆续卖给了两家网络回收平台。
他通过邮寄回收的办法预约了快递公司，将手机寄到平台的指定地址，但因其偷来的手机大多有屏幕锁，王某无法向平台供应解锁办法，终极这些手机被以极低的价格回收。

张磊见告，以往的案件中，收购这些盗赃物的多是一些发卖二手电子产品的店铺，如果店主在明知是赃物的情形下仍旧收购，则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随着公安机关侦破技能的不断升级，嫌疑人开始考试测验转向遗留痕迹更少的线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络办法销赃，线上平台可以通过快递完成寄递。

张磊表示，线上发卖渠道使得嫌疑人更加随意马虎暗藏自己，如果回收平台监管松懈，便可能使得来路不明的手机轻易被不法分子发卖获利。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三支队副支队长杨燕峰则表示，在三支队打击的侵财类犯罪当中，大部分犯罪嫌疑人仍在沿用传统的销赃渠道，利用APP、无人看守柜台机进行销赃的情形尚不普遍，但是警方已经察觉到这样的苗头。
“我们现在已经跟一些供应二手物品交易业务的互联网公司进行了互助，针对网络出售的二手物品的来源如何筛查等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
”

杨燕峰说，实在不止是“爱回收”这样紧张针对手机回收业务的互联网平台，其他一些经营二手业务、年轻人利用频率很高的网站，在给用户带来“方便”的同时都有可能涌现一些漏洞。
“这里面还会牵扯其他法律问题，比如通过平台以基本正常的二手商品价格买来的东西，末了被证明为赃物，又会涉及到第三人善意取得的问题。
”杨燕峰表示，只管现在通过这些网络回收渠道销赃还未成为主流，但警方已经开始关注，各平台也应该做好相应的法律方面、社会责任方面的自查。

来源：北京

张蕾 刘苏雅 安然

流程编辑：王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