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气爆雷是否又踩“融资性贸易”的坑？

5月30日晚，上海电气（601727.SH）发布“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
公告内容显示，自2021年4月末起，公司陆续创造上海电气通讯技能有限公司（“通讯公司”）应收账款普遍过时，经追讨，其客户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欠款行为，回款结束。

详细来看，干系民事诉讼所涉及的被告和诉讼标的分别为：北京都城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贸易分公司（下称北京创始，尚欠付货款约为11.93亿元）；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哈工集团，尚欠付货款约为0.57亿元）、富申实业公司（下称富申实业，尚欠付货款7.88亿元）、南京长江电子信息家当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长江电子，尚欠付货款 20.89亿元）。
另根据该公告，通讯公司紧张生产、发卖专网通信产品。
通讯公司采纳的发卖模式是由客户预先支付 10%的预支款，别的款项在订单完成和交付后按约定分期支付。

根据笔者的实务履历，结合上市公司公告中所涉及的欠款主体、欠款金额、业务模式等，笔者推测发生上述巨额过时应收账款的业务有可能会涉及到“融资性贸易”。
紧张情由与不雅观点如下。

一、根据上海电气的公告，欠款所涉的被告主体理应信用状况良好，且目前在公开市场上并无违约记录。
但在买卖关系项下涌现如此高金额的欠款不合常理、似有蹊跷。
故应该进一步厘清与涉诉交易所关联的其他高下游的主体。
根据法律实践，这可能也会是法律机关审理此案时重点关注的内容。

公告中所涉的欠款主体包括国企北京创始、富申实业、实际掌握人为中国电子信息家当集团有限公司的长江电子，以及股东方为黑龙江省国资委和哈尔滨市国资委果哈工集团。
在这个中，除了哈工集团的资信状况可能稍显薄弱以外，其他主体资信状况均良好且目前在公开市场上无任何违约记录。
而包括北京创始等在内的涉诉国有企业理应资金充裕，无情由在买卖条约项下向通讯公司“赊账”高达十亿余元。
有鉴于此，结合我们的实务履历，我们有情由疑惑和推测涉诉交易的违约系第三方（例如欠款方的下贱采购方）违约所造成的连锁反应，而第三方涌现重大违约继而造成了上述欠款方谢绝连续履行原买卖条约项下的给付责任。

二、根据公告所涉的交易模式，干系交易有可能会涉及到“供应赊销信用、或利用业务预支或物资交易等办法变相融资或投资”。

根据公告信息，通讯公司采纳的发卖模式是由客户预先支付 10%的预支款，别的款项在订单完成和交付后按约定分期支付。
并且，通讯公司与创始集团贸易分公司及哈工集团签订买卖条约的韶光为2019年1月至6月；与富申实业签订买卖条约的韶光为2019年5月至2020年12月；与长江电子签订买卖条约的韶光为2018年12月至2020年11月。
可见，所有涌现过时的涉诉交易均存在了两年以上，采取的交易办法均为“10%预支款+交付后按约定分期支付”。
而这种做法，普遍地涌如今融资性贸易的交易模式中，且早已于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所颁布的《关于建立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任务深究制度的见地》（国办发〔2016〕63号，下称“63号文”），以及2018年国务院国资委所颁布的《中心企业违规经营投资任务深究履行办法（试行）》（国资委令第37号，下称“37号文”）所限定乃至禁止。

63号文：《关于建立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任务深究制度的见地》

“任务深究范围

……购销管理方面。
未按照规定订立、履行条约，未履行或未精确履行职责致使条约标的价格明显不公允；交易行为虚假或违规开展“空转”贸易；利用关联交易运送利益；未按照规定进行招标或未实行招标结果；违反规定供应赊销信用、资质、包管（含抵押、质押等）或预支款项，利用业务预支或物资交易等办法变相融资或投资；违规开展商品期货、期权等衍生业务；未按规定对应收款项及时追索或采纳有效保全方法等。
”

37号文：“《中心企业违规经营投资任务深究履行办法（试行）》：

“……第九条购销管理方面的任务深究环境：（一）未按规定订立、履行条约，未履行或未精确履行职责致使条约标的价格明显不公允。
（二）未精确履行条约，或无正当情由放弃应得条约权柄。
（三）违反规定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或“空转”“走单”等虚假贸易业务。
（四）违反规定利用关联交易运送利益。
（五）未按规定进行招标或未实行招标结果。
（六）违反规定供应赊销信用、资质、包管或预支款项，利用业务预支或物资交易等办法变相融资或投资。
（七）违反规定开展商品期货、期权等衍生业务。
（八）未按规定对应收款项及时追索或采纳有效保全方法。
”

三、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可能会重点关注涉诉交易发生的背景

由于国务院国资委、国务院办公厅、以及各省市国资委在几年前就三令五声地禁止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许多国企也相应地建立了内部风控方法，并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不再与资信状况相对薄弱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开展具有“赊销”性子的业务互助。
但一些对资金饥渴的民营企业为了绕过障碍，还是会利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之间的差别，拉拢和撮合不同国企之间相互开展互助，再在交易中的某个环节、或某几个环节中以不同身份、不同主体涌现，以此“曲线救国”，实现获取资金利用权目的。
正是由于干系行为具有一定的暗藏性，在发生争议后会牵扯到除了诉讼当事方以外的其他市场主体在涉诉交易中的角色、地位及功能，这也会使得法律机关将全面关注和审查案件所涉事实后来剖断各方的权责关系。

在一些法律讯断中，公民法院将“以贸易为手段、以融资为目的”的交易行为定性为“名为买卖、实为借贷”。
而在我们参与过的一些案件中乃至创造，位于不同地区的国企之间虽然在相称长的一段韶光内签订并履行了买卖条约，但实际上卖力联系买卖双方的业务联结人竟然同时扮演卖方供应商和买方采购商的一家民营企业的卖力人。
而一旦民营企业因各种缘故原由涌现违约，国企之间只能将对方诉诸法院。
实际上，国企在此类业务中都是受害者，而此类业务每每不仅引发了民事诉讼、乃至会引发刑事案件。
以是，面对上海电气所发布公告中的过时应收账款，我们预测法律机关在审理干系案件中很有可能会关注到与应收账款关联的高下游交易行为。
假使涉诉交易存在一些分外征象，例如循环买卖、又例如“走单、走票、不走货”，则涉诉交易所对应的买卖关系亦有可能被法律机关认定为虚假买卖。

在近年来的贸易实务之中，除了传统的买卖模式以外，因供应链变得加倍繁芜和多元化，一些大宗商品的贸易已经与金融发生了混同，并衍生出了包括循环买卖模式、委托采购/委托发卖模式、托盘贸易模式、质押监管模式、保兑仓模式、以及保理模式等多种交易办法，可谓纷繁繁芜。
一些商本家儿体利用不同交易模式的目的在于使得金融机构或大型企业的资金供给与家当链一真个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相对接，从而让金融及大型企业的资金实力能够更好地做事于实体经济，同时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的合理合法的商业机会。
然而，在此过程中确实会引发许多商业风险，一旦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的风控方法不到位，则会使得别有用心之徒在此过程中有机可乘，并给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造成巨额丢失。
我们期待，上海电气所遭遇的风险事宜能够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通过合法合理的办法尽快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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