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邮件永远不会沾上泪水但手札可以我们永远不知道一封信里能藏着哪些美好

与其说那些参与得手札接龙里的人是在给别人写信，莫不如说都是在写给自己，读别人的信，读到的也是自己。

/孙若茜

1953年，骑马送信的邮差穿梭在法国乡间（视觉中国供图）

“电子邮件永久不会沾上泪水”

我曾收到过一封险些改变了我生命轨迹的信。
2011年，那时我正躺在协和医院的ICU里，写信的人是我的父亲。
写信的那天下午，他刚刚拿到医院对我下发的病危关照书。
我也是良久往后才知道，那封信是他当时想要把我从去世亡线上拉回来，唯一能够抛出的绳索了。
我得的是一场凶险的非范例性肺炎，从发病到住进ICU只间隔了5天。
那是良久以前的事儿了，以是身体经历的痛楚早忘了，唯有一种感想熏染，是我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心生恐怖的：ICU里弥漫的去世亡气息。

头顶24小时都不会熄灭的白色灯光颠倒着昼夜，枕边的机器一刻一直地微微震撼，发出房间里唯一的声响。
那些用来隔开病床的布帘，让房间保持着诡秘，更显得毫无生气，但大概这样更好——每当它们被拉开的瞬间，我就会和“邻居们”打个照面，他们表情漠然，喉部或口中插着的导管让脸部的线条扭曲出狰狞。
他们是那样安静和僵硬，像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年夜夫要花些力气才能帮忙翻身，他们既不合营也纰谬抗。
不像我那样令人头疼——只要主治年夜夫一露面，就会拽住他的衣角大哭着求他放我出去。
住在那个“寂静岭”，我险些不能确定意识的复苏是幸运还是不幸。

每天，我有半个小时可以见到家人，他们排着队，换上无菌的罩衫，一个接一个地进来，握握我的手，送上一些安慰的话，有的人哭，有的人强忍着不哭。
拥有一个亲戚浩瀚的大家庭，半个小时被迅速地切分成一个个两三分钟。
我险些没有听进去任何人的话，只是拉着每一个人，不断地见告他们，我想出去。
现在想想，他们可能会以为当时的我已经神态不清了。

我的父亲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给我写信的。

他先是向我先容了我的病情，年夜夫的态度，以及ICU里的设备，乃至包括透风系统之类，用来解释我为什么要被关在那个他也以为“不想多待一分钟”的地方。
前两页的信纸上，是一个非常镇静的父亲。
他回避了“病危关照书”或者“去世亡”这样比较直接的字眼，而是用“不可挽回的后果”来向我解释严重性。
这使我当时并没能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了去世亡的边缘。
以是，这些内容，瞬间就被我抛之脑后了。

但他笔锋一转，写道：“姑娘，爸爸这辈子没有做太出息的事情，只是把你养大。
”我刚刚准备逃离就被它击中，全体人跌落在了接下去的字里行间。
那里面的父亲和我熟习的充满自傲的形象相距甚远。
他正逐步把自己变小，示弱，纸上涂涂改改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就像是支支吾吾的闪躲。
“只能让你和妈妈达到吃饱穿暖这人生的基本生活底线，没有让你们娘俩享什么福，我只有这么大的能量了，愧！
”他接着反省了自己的倔脾气和诸多缺陷，我不得不负责地读下去。
直到他开始陈说自己那唯一，且我无论如何必须继续的优点——遇事镇静。
他要我镇静下来。

他对我说：“我的姑娘，我们全都在看着你，在这时候，我们已经帮不上你什么忙，全靠你自己了。
”“爸爸这时不想对你说，我们有多酸心、难过，宝贝求你快好吧，这些让民气酸，打击意志的话。
”“人生要的是过程，不要结果，可人在罹病的时候，别去管过程，只要结果。
”我没法复书，但结果是，我活下来了。
我绝不会说是这封信救了我的命，但它的确拉了我一把。

我只收到过这一封父亲的信。
毫无疑问，信里有太多情绪，是他不可能用其他办法表达的。
之后，我再也没打开过它，却始终不会忘却它。
终于拿起来重读的时候，信纸已经发黄了。
父亲的字很好看，虽然密密麻麻，比平时多些散乱。
这一次，我意外地创造，题名的“3月2日”被他写成了“2月2日”，原来，信里要我镇静的父亲，竟一贯写到末端都还在慌张地落笔。

作家若泽萨拉马戈说，电子邮件永久不会沾上泪水。
是的，它也不会让你看到写信者的停顿、修正，他的迟疑和自我否定，更不会让你创造一个父亲的故作沉着。

收到温暖的家书或是激情亲切洋溢的情书，是沙场上的士兵们最大的抚慰 （视觉中国供图）

“请写得长一点，使信封上非贴两张邮票不可”

“在一个已经没有人写信的地方，谁还须要邮差呢？”

那天，我随手翻开一本小说，《高山上的小邮局》。
主人公一上来就开始唉声叹气。
不知道为什么，倒让我读了下去。
故事发生在一个叫波韦尼尔的小村落庄里，和很多地方一样，那儿有一个已经存在了100多年的小邮局。
有一天，邮局里唯一的邮差萨拉收到了一封来自上司的电子邮件，关照她不久将被调任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事情。
首府为了节省开支，即将关闭波韦尼尔的邮局。
萨拉45岁，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生活，离开从小终年夜的村落庄，是她的生活所无法经受的改变。

80岁的罗莎是萨拉的邻居，她想帮萨拉。
于是，罗莎写了一封信——萨拉须要一封可以投递的信，而老罗莎也正好有话要说。
那是一封险些写了60年的信，收信人是她20岁时最好的朋友路易莎。
罗莎要在信中阐明自己对交情的背叛——为何她原来是路易莎和阿韦尔的红娘，却终极变成了阿韦尔的新娘。
60年来，她都没有这份勇气，萨拉的遭遇正好给了她一个说服自己的情由。

罗莎在信的末端写道，她并不期望答复，因此乃至连自己的姓名和地址都没留下。
她只想求对方一件事。
“很大略，像我这样，写一封信：信的是非、写得好坏都不主要。
然后你把信寄给村落里其余一个女人，由于她肯定会理解背井离乡抚养几个孩子会有多么困难。
即便你不认识她，也要和她分享一下你生活中的点滴。
我们大家一起创建一个笔墨接龙，让它长达首府，坚固得让那里无人能够割断。
”她很生气地说，“首府那边说我们不喜好寄信也不喜好收信。
他们怎么敢这么说！
”

就这样，波韦尼尔村落里开始了一场书信接龙，终极，由于须要投递的书信越来越多，萨拉成功地被留了下来。
恐怕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都会在老罗莎寄出第一封信时就猜到这个结果。
是的，这个故事足够温情，却也足够老套。
以是，对付故事的情节走向，我读的时候险些按下了快进，但碰着书里的每一封信，却又都不自觉地慢下来，读得细心心细。
信件总是有一种让人忍不住读下去的冲动。

与其说那些参与得手札接龙里的人是在给别人写信，莫不如说都是在写给自己，读别人的信，读到的也是自己。
他们想要用一封信来改变萨拉的命运，终极改变的依然是自己。
就像老罗莎，她一辈子都在自言自语：“如果我能把这统统见告路易莎??”除了写一封信，她找不到任何出口，路易莎早已离开了村落庄，消逝得无影无踪。
罗莎不祈求对方的复书，由于她根本就不知道终极读到信的人会是谁，太晚了。
但写出来，她至少就可以与自己和解了。

小说里的细枝末节不断地掀动着我关于信件的影象。
书里，一个收到信的少年愉快到狂奔：“一道光从他绿色的眼眸里闪过。
他粲然一笑。
他收到了一封信。
一封信！
他一边跑，一边听到自己牛仔裤后兜里的纸簌簌作响。
这个声音彷佛是一种暗示。
”兜里装着一封会簌簌作响的信，那将是多奇妙的一天啊！

信件总是有魔力让人视若珍宝，翘首以盼。
鲁迅师长西席就曾在一封写给许广平的信里欠妥心透露了他是如何掰动手指头等待复书：“今天下午刚发一信，现时又想执笔了，这也即是我的作业一样，而且是乐意习的那一门，高兴的就切实其实做落去罢，于是乎又有话要说了——这时是晚上九点半，我一边洗脚，一边想起本日是星期五，来日诰日是星期六，又快过去一星期了。
此信来日诰日发，省得日曜受担搁，料想这信到时又过去一星期了，得到你的复书时又再一星期，那么统共就过去三个星期了。
那是在你接此信，我收到你复此信的时候的话。
虽然真个到临还有些光阴，但不妨以此先自宽慰！
”

他还说道，寄给许广平的信，他都是送到邮局，不喜好放在街边绿色铁筒里，由于总狐疑那里是要慢一点的。
他也不喜好托人将信带出去，总是自己逐步地走出去，说是闲步。
“信收在衣袋内，明知被人知道也不要紧，但这些事自然而然似觉含有秘密性似的。
”信送到邮局，门口的方木箱他也不愿放进去，必定走到里面投入桌子下，心里又想，每天寄同一名字的信，邮局的人会不会古怪？挽救之法，是用别号的三个较生字眼的字代替常见的二字。
提及这些小心翼翼，他自己也以为可笑。

我也曾读到契诃夫不止一次地敦促爱人来信：“再给我写一封有趣的信。
你是我的乖孩子。
只是要写得长一点，使得信封上非贴两张邮票不可。
”

还有拿破仑为了得到来信而对爱人发出的嗔怪：“你从来不给我写信，你不爱你的丈夫：你明知道你的信能给他带来莫大的快乐，然而，你却连六行字都没给他写过，纵然是心不在焉、潦潦草草地写的也好。
崇高的女士，你一天到晚干些什么呢？什么事这么主要竟使你忙得没有韶光给你忠实的爱人写信呢？??我的爱人，得不到你的，确实使我坐立不安。
急速给我写上四页信来，四页充满甜蜜话语的信，我将感到无限宽慰。
”

（插图 赵阳）

“放两天，想想看该不该寄给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叫《玛丽和马克思》（Mary and Max）的电影，那是一部黏土动画，讲的是两位主人公从1976年一贯持续到1994年的书信往来。
生活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玛丽黛西丁格是一个孤独的8岁女孩儿，她满脸雀斑，长得不太好看。
有一天，她从邮政黄页上随机锁定了一个美国地址，寄出了一封信，讯问美国的小孩是从哪儿来的，并随信附上了一根樱桃巧克力棒。
收信人是住在纽约的马克思杰瑞霍罗威茨，44岁、肥胖、自闭，一个朋友都没有。
玛丽的来信对马克思的生活过于新奇而使他颇感压力。
他整整瞩目了窗外18个小时才终于决定复书——虽然他们非常不同，但恰巧都喜好“诺布利特”动画片和巧克力。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长达18年的友情，直到马克思去世。

《玛丽和马克思》电影剧照（法新社供图）

对方的来信成了他们生活中最主要的部分。
玛丽的信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戳中马克思的神经，每一次都会引发他的焦虑。
有一次，她向马克思讲了自己在学校被嘲笑的事，一个男生由于她额头上的胎记叫她“便便脸”。
眼泪弄花了信纸上的字迹，她问马克思：你被别人嘲笑过吗？你能帮帮我吗？这勾起了马克思太多的回顾，他吃掉了36根巧克力热狗才逐步规复沉着。
他见告玛丽，她的胎记是巧克力变的，进入天国往后，她会掌管所有的巧克力，这虽然是谎话，但只要把这件事见告别人，就再也不会有人嘲笑她了。

又一次，玛丽向马克思提出了有关爱情的问题，这完备超越了马克思的生活，他一直地吃，一直地想，却始终无法言表爱情的意义。
末了，他由于压力和焦虑过重爆发了重度烦闷，在医院里有8个月卧床不起。
玛丽像所有等不到复书的人一样，产生了无尽的自我疑惑，是不是自己问得太多，话太无聊，或者人太丑？她愤懑、迷惑、自厌，直到马克思再次寄来了巧克力。

他们用信件滋养着对方，马克思见告玛丽他生活的近况：鱼缸里的金鱼最近一次是怎么去世的，自己又瞥见了多少乱扔烟头的人??他也回答着玛丽的提问：下雨的时候，绵羊会缩水吗？为什么老人家总是把裤子提那么高？鸡会长鸡皮疙瘩吗？如果计程车倒着开，司机会欠你钱吗？诸如此类。
他把每一封来信熨平，贴在天花板上以舒缓他的神经。
通信贯穿了他们生活中统统平凡或主要的时候。

直到玛丽25岁，她以马克思作为研究病例揭橥了一部关于亚斯伯格症候群的研究著作并一举成功，把书寄给了马克思。
但复书里不再是巧克力，而是对方的“受伤、迷困、背叛、不悦、痛楚和呼吸困难”以及打字机上那个可以代表玛丽的M键——他在发布破碎。
玛丽从此屁滚尿流，她毁掉了所有的书，失落去了婚姻，每天满怀愧疚地蹒跚着凑近信箱，又磕磕绊绊一无所获地走回屋里。
终于在轻生前，她收到了马克思的体谅。

玛丽和马克思虽然只是两个黏土捏成的小人儿，但他们的关系险些包含了统统我对付最好的交情的想象：彼此不同但相互理解、时常有误解但总会彼此体谅，即便远在天边却不可替代。
最主要的是，他们始终乐意保持通信。
当然，书信很可能是他们的交情唯一可以存活的地方。

我还曾在一封书信中见过另一段真实且难得的交情，那是一封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信，信中他提及自己在阿瑟米勒家几日小住的经历，他们一起去森林中伐木、劈柴，米勒开着拖沓机拉两三吨的柴回家，他们坐在米勒亲手做的木凳、饭桌边用饭，觉得到他全身心的细胞都是那么生动。
他对曹禺说：“因此，他的戏不管成败，都充满生命力。
你说怪不怪：我那时想到你，牵挂你，如果写成台词，那便是：‘我们也有个曹禺！
’但我的潜台词却是你多么须要他那点草莽精神。
”

他接着写道：“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以是我对你要严！
我不喜好你解放后的戏。
一个也不喜好。
你心不在戏里，你失落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
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不宁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复苏于混沌之中。
命题不巩固，不严密，演绎、剖析得也不透彻。
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萝一筐的隽语都消逝了。
”多么严厉的批评，看得我汗毛直立。
黄永玉说：“我不对你说诚笃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情。
”

虽然信的末端彷佛有些迟疑：“信，快写完了，转头一看，彷佛在诋毁你，有点不安了。
放两天，想想看该不该寄上给你。
”曹禺收到了这封信，不仅收到了，他还让女儿去街上买了一个很大的相簿，把它一页一页地放了进去，以便每当他以为疲倦或对自己失落去信心时，这些词句能督匆匆他拿起笔再写下去。
在复书中，曹禺提及，他与黄永玉见面谈心不过两次，后一次还有别的朋友在一起闲聊。
那么，能得此坦率的批评真的不易。
我又不禁想，如果不是写在信里，黄永玉会难以直言吗？

黄永玉（视觉中国供图）

“将某种共识展现给人类”

在古希腊，书信被认为是“灵魂的眼睛”，大致是说，书信能够暴露一个人的个性，因此，西方的人物传记中多会有一章“信件”，以显示其真实性。
当书信被集结独立出版后，则更是立即被当作主要的传记材料，英国19世纪的文学研究就非常提倡“传记与书信”（Lives and Letters）的模式。
如今，人们依然普遍认为，没有读过一位名人的书信（尤其是作家），就不能算是真正地理解他。

出版书信彷佛成了展现一个人最真实一壁的方法，许多名家便是为了防止去世之后被他人立传，还特意在生前毁掉自己的日记和书信。

但也有学者认为，书信的自传性大概并不能与其他自传相提并论。
书信常日只是写给某一个人读的，这种针对性，使作者在写作时很可能刻意地搭建出一个人设，书信的文本也就从而粉饰了作者的本来面孔。
但是，我们一定要追寻所谓的真实吗？一个“真实”的鲁迅，“真实”的萨特，“真实”的爱因斯坦或者菲茨杰拉德，我们真的须要吗？我们想要的不过是他们的“另一壁”。
毫无疑问，在他们的书信里，我们见到了。

有学者进而认为，比起历史书上的正史，包括书信在内的不起眼的史料，比如回顾录、日记、文学传记等等，都更具有真实性。
是日然也不可一概而论，但的确，一些书信参与了历史性的时候，乃至改写了历史。
1939年，爱因斯坦和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尤金维格纳商谈之后，签署了一封写给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信中奉告铀元素在不远的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种主要的新型能源，“它可能制造出一种新型的极具威力的炸弹”，并且纳粹德国的物理学家已经开始了干系的研究事情。
在这封信的推动下，罗斯福建立了“铀顾问委员会”，这一委员会逐渐演化成“曼哈顿操持”，1945年被投放到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便是在这一研究操持中制造出来的。
因此，爱因斯坦后来将这封信形容为“生平中的重大缺点”。

一位英国学者指出，那些得以留存的书信真正的意义其实在于“有能力将某种共识展现给人类”。
这种共识既是里尔克在《给青年墨客的信》里提出的那些诚恳的建议，是王尔德在给一位年轻的读者复书中阐明“统统艺术都是毫无用途”，更是某种情绪。
它很可能来自一段炽烈的爱情表白，虽然不属于我们，却可以让我们也想起在爱情里的自己，或者它只是一块玛丽寄给马克思的巧克力，没有一个字，但会让人想起一段无可替代的交情。

一天，我打开一本书信集，它所收纳的第一封信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1960年写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的。
她在信中说：“我在本日的报纸上看到您的照片，您站在烤着一只鹌鹑的烤架前。
我想到我在巴尔莫勒尔堡答应给您滴面烤饼的配方，却一贯没寄给您。
于是我尽快寄来，希望您制作成功。
”然后，她真的在信里附上了一张配方，配料的用量足够16个人享用。
你看，我们真的永久也无法想象一封信里会装着什么。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这封信直接推动了“曼哈顿操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