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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仪帖》图片_索靖章草书法
内容提要:草书形成于汉代,在章草名称涌现之前,人们多用“草书”一词指称汉代草书。
章草名称涌现后,又每每把章草视为汉代草书的代称,进而演化为“汉代草书便是章草”的结论。事实上,章草只是汉代草书的组成部分,除章草外,汉代草书还包括“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章草与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虽然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但从总体上看,二者在字形来源、字体特色、参与者的身份和适用场合等方面都有相异之处。章草和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共同构成了作为整体的汉代草书,以是,汉代草书与章草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关键词:汉代草书 章草 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弁言
草书有广义、狭义之分,前者较为宽泛,潦草的字迹大概都可以算作草书。本文利用的是狭义的草书观点,指的是“汉字形体演化的过程中与隶书和楷书相对应的快写形式,是一种与篆书、隶书、楷书、行书相并列的形体独特的字体”[1][①]。草书形成于汉初(详下),用作字体名称的“草书”一词随后涌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汉兴有草书。”又东汉崔瑗《草势》:“草书之法,盖又简单。” 只管在详细的韶光上草书观点的涌现较草书字体的形成要晚一些,但草书的名实关系是清楚的。
草书发展到东晋,涌现了一种新体草书,这种草书后来被称为“今草”,但当时还不是这样[1][②],而是沿用以前的名称——草书。新体草书成熟后,人们创造草书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形态系统,这就涌现了一个问题,即,实际利用中的“草书”观点指的究竟是旧体草书还是新体草书。唐张怀瓘《书断》:“魏晋之时,名流君子一概呼为草,惟知音者乃能辨焉。”[1][③]说的便是这样的问题。为理解决这一问题,便有了“章草”[1][④]之名,用以指称与新体相对的旧体。既然有了草书和章草两个草书名称,那么区分不同形态的草书想必是比较方便的。或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便利,以是章草之名遂沿用下来,直至今日。
但是,在供应了便利的同时,章草之名也引发了新的问题——章草是不是新体草书以外、以前所有的草书?如果把从汉末到东晋初的、向新体过渡的草书也并入新体草书的范畴,那么上述问题也可以简化为,汉代草书是否便是章草呢?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汉代草书简牍中的字样,多数是汉隶的架势,而大略单纯地、快速地写去。以是无论一字中间如何大略,而收笔常带出燕尾的波脚。且两字之间绝不相连……称为章草。”[1][⑤]即把汉代草书视为章草。裘锡圭师长西席有类似意见:“大约从东晋时期开始,为了跟当时的新体草书相差异,称汉代的草书为章草。”[1][⑥]这虽然代表了多数人的不雅观点,但是它符合事实吗?本文拟重新梳理草书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形,稽核以章草为主的草书观点的高下文,对汉代草书与章草关系的问题试作谈论,并提出个人的意见,以就正于有道。
一 草书字形的来源
常见的说法是,草书是终结隶书而成的,实际的情形却不这么大略。裘锡圭《笔墨学概要》说:“早在秦国笔墨的俗体演化为隶书的过程里,就涌现了一些跟后来的草书相同或相似的草率写法……隶书形成之后,这些草率写法作为隶书的俗体连续利用,此外还涌现了一些新的草率写法。草书便是在这些新旧草率写法的根本上形成的。”[1][⑦]指出了草书字形的两个来源,即草率的篆书和草率的隶书。
草率的篆书对规整篆书的改造方法包括:简化——改曲笔为直笔,化繁芜的部件为大略的笔画;省略——省去字的笔画或构件;连笔——将附近笔画连笔书写;有的情形下,上述三种或某两种方法混用于同一字例中。草书对草率的篆书的改造也不外乎简化、省略和连笔三种方法。应该把稳的是,虽然草率的篆书在秦代比较常见,但以此为根本完成改造的草书字形却很少。
草率的隶书是草书字形的另一路源,准确地说,它是草书字形的紧张来源。草率的隶书对规整隶书的改造和草书对草率的隶书的改造同样紧张采取了简化、省略和连笔等方法,只是后者在程度上较前者更为彻底。以简化的改造方法为例,草率的隶书对规整隶书的改造因此较大略的构件取代繁芜的构件,改造后的字形尚有进一步简化的余地;而草书对草率的隶书的改造每每极大限度地简化构件,仅仅保留字形的轮廓,经由改造的字形在保持必要识读特色的条件下,很难再行简化了。[1][⑧] 草率的篆书和草率的隶书都是潦草的字迹,也便是广义的草书。草书字形来源于草率的篆书和草率的隶书,换言之,广义的草书是草书字形的来源。
二 草书形成于西汉
历史上涌现过草书形成于秦代的说法。汉蔡邕说:“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1][⑨] 汉赵壹《非草书》及梁武帝萧衍《草书状》等皆主此说。
把广义的草书与狭义的草书混为一谈,可能因此为草书形成于秦代的紧张缘故原由。章太炎对《说文解字叙》“汉兴,有草书”一语所作的注中说:“草书之源甚早,不始于汉。”[1][⑩]“草书之源”也便是广义的草书,章氏用“草书之源甚早”来回嘴“汉兴,有草书”的说法最能代表一部分人的见地。
比较之下,草书形成于汉代的说法彷佛霸占了主流。我们认为,确定草书形成的年代,不能仅仅依据文献记载,更主要的是稽核当时的书迹。 在利用古隶的简牍里,可以看到整简、整牍都写得相称潦草的例子,如写于秦统一前夕的睡虎地四号墓木牍、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一部分汉武帝期间的古书抄本等。在这些简牍上虽然有一些跟后来的草书写法相同的偏旁,但是绝大多数字只管写得草率,字形布局却与一样平常的古隶并不存在多大差异。以是,这些简牍的字体只能看作广义的草书,而不能看作狭义的草书。
从居延汉简中有明确纪年的一些简来看,武帝晚期和昭帝期间的简上仍旧只有草率的隶书。宣帝简中如登记号为EPT56.283的甘露三年(前51)简、登记号分别为EPT56.280和271.17的神爵二年(前60)简等,个中一些字已经可以算作草书了,但是这些简中草书写法的字所占的比例还较小。元帝简中如登记号为562.3A的永光元年(前43)简,简中60多字险些都带有浓重的草书意味,且草书化程度较为同等。成帝简中如登记号分别为284.8A的阳朔元年(前24)简、170.5A的元延二年(前11)简等,其字体就已经是相称纯粹的草书了。由此推测,草书的形成至迟不会晚于西汉元、成之际,很可能在宣、元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草书“是逐渐蜕变成的,以是要找一个真正的创始期间很不随意马虎”[1][],因而草书形成的韶光只能大致锁定在这样一个不算过于宽泛的年代了。[1]
三 草书在汉代的发展
草书是相对付正体而言的草体[1][]。草体因依赖正体而缺少自身独立性,作为草体的草书相对应的正体是隶书,以是,草书在汉代的发展不能不受到汉代隶书的制约和影响。 西汉早期的隶书是尚未成熟的早期隶书(又称古隶),西汉武帝期间是隶书由不成熟发展到成熟的期间。成熟的隶书称为汉隶或八分,至迟在昭、宣之际,八分已经完备形成。不过,在宣帝往后的汉简上,还是存在一些不像八分的隶书的,特殊是书写得比较草率的隶书每每如此。大约在东汉中期,从日常利用的隶书里演化出了一种跟八分有明显差异的比较简便的俗体。在东汉后半期,虽然士大夫们竞相用工致的八分书勒石刻碑,一样平常人日常所用的隶书却大都已经是这种俗体了(新隶体)。[1][] 与隶书的环境类似,草书在汉代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草书形成时八分已经形成,但是二者之间的韶光跨度并不大,而且作为草书形成根本的草率的隶书有很大一部分在古隶阶段就已经存在,乃至“八分的挑法是草书笔法规整化的产物”[1][],以是不能说草书是改造八分的结果。也便是说,不受八分影响的草书构成了汉代草书的初始形态。
草书因知足高效率的书写哀求而产生,也因此存在。初始形态的草书由于符合快速书写的哀求而取得了存在的依据,并构成了汉代草书的基本形态,很多草书字形在全体汉代都没有发生多大变革[1][]这一事实解释了这一点。与新隶体的涌现相适应,基本形态的汉代草书也涌现了向新体草书(今草)过渡的迹象,只管这种迹象可能并不十分明显。为了与规范化的以及因受到八分影响而都雅化的草书(章草,详下)相差异,这里姑且把基本形态的汉代草书与向新体过渡的汉代草书合称为“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 草书在汉代发展的一个主要征象是章草的形成,这个问题下文详述。
四 章草的特色
章草的特色是与章草得名的缘由密切干系的。关于章草得名缘由的各类推论,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总结说“不出五种说法”,包括:汉章帝创始说,汉章帝爱好说,用于章奏说,由于史游《急就章》说及与“章楷”的章同义、也即是“章程书”的章。并且认为章草之以是得名,“应是由于它的条理和法则的性子比较强烈。也可以说正由它具备了这种性子,才有合乎章程、用于章奏的资格”[1][],裘锡圭《笔墨学概要》赞许此说(第89页)。唐兰《中国笔墨学》主“章楷”说(第175页)。华人德主见章草得名于晋宋期间盛行的草书写本“《急就章》”[1][]。笔者亦主此说,依据是章草得名时前代章草遗迹罕见,《急就章》就成为时人认识章草的紧张工具[1][]。
姑不论上述几种不雅观点孰是孰非,主要的是个中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即,章草是具有完备法度和条理的、规范化的、可用于比较正规场合的一种草书,这种性子上的共同点可以看作章草的内在特色。
人们对章草的形状特色有着比较同等的见地:“字字差异”(张怀瓘《书断》),“草书分波磔者”(黄伯思《法帖刊误》),字形方中带扁,横向取势等。流传至今的吴国皇象所写《急就章》的临摹本被视为章草的范例,纵然不认为章草得名于《急就章》的人也并不否认这一点[1][]。宋代《淳化阁帖》刻有汉章帝章草《千字文》,论者多认为这件作品不可靠。章太炎《小学说略论碑版法帖》:“夫以王著末学,贯穿古今,乃使章帝笔端,预启《千文》。”认为汉章帝不可能预先书写撰成于后世的《千字文》,这无疑是有道理的。应该把稳的是,这件作品出自后人集字[1][21],虽然它未必是章帝亲笔,但毕竟不是向壁虚造的,而是按照公认的章草标准完成的。事实上,这件作品与《急就章》的字体特色是极其同等的,这样的特色正是人们认定章草的依据。
综合上述剖析,章草的内在特色可以概括为“规范化的”,形状特色可以概括为“都雅化的”,也便是说,章草是规范的、都雅的草书。
五 章草字形的来源
草书是一种未被纳入政府管理体系的草体字[1][22],本无一定的规范,以是汉代草书中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的情形很常见。但是,草书毕竟是用于信息互换的工具,它必须具备一定的规范。为了知足草书规范化的哀求,一些文人做出了相应的努力。
汉蔡邕《劝学篇》:“齐相杜度,美守名篇。”又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又汉赵壹《非草书》:“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颜孔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命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关于篇、作篇,唐兰《中国笔墨学》说:“作篇是给学者临写的。杜度作篇跟王次仲作楷法是同样的意义。”(第173页)所谓“作楷法”,实际上便是制订规范的意思。元郝经《叙书》:“以草为楷,则又谓之章草。”[1][23]这是非常深刻的见地。
在规范化之外,人们还对草书进行了都雅化的改造。汉代是书法艺术自觉的时期,呈现了大量的书法家,他们把稳到了草书的艺术潜质,对草书进行了艺术加工,使之更为都雅。汉崔瑗《草势》:“不雅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跂鸟跱,志在飞移。”描述的便是经由了都雅化的草书——章草。
章草是规范化的、都雅化的草书,这也表明了章草字形的来源——“规范化”、“都雅化”浸染的工具——无所谓规范和都雅的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也没有情由使人相信,草书乍一形造诣是规范的、都雅的,或者人们为了规范和都雅的须要,撇开业已存在的草书而其余“制作”一套新的草书。换言之,章草是就已有的草书进行加工的产物。
六 章草形成的年代
由于要经由规范化和都雅化的步骤,以是章草的形成比一样平常的草书晚一些。“在草书形成后的西汉简里,虽然夹杂草体字的隶书简很常见,纯粹的草书简却并不多见”[1][24],这显然与缺少完备的规范和规范的推广有关。此外,章草的范例特色——波磔也还没有成熟,处于“可有可无,有的乃至险些完备没有”[1][25]的状态,这样的草书显然是不足都雅的。这些情形表明,章草在西汉期间还没有形成。
经新莽到东汉初期,上述环境大为改不雅观。从实物资料看,居延新简中王莽天凤二年(15年)的《应书简》中的草书简,敦煌汉简中编号为40-48、59-67、83-86、99-105、113-118、126-135、141-145、159-173的天凤三年(16年)简,居延新简中编号为EPF22.21-36的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年)简、编号为EPF22.187A-201的建武三年简等,草书字形趋于稳定,整简中草书所占比例很高。由于受到八分的影响,草书的波磔也较为明显了。 《后汉书宗室传》说东海敬王刘睦“善史籍,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札牍十首”,解释高层统治者已经开始参与草书的创作和欣赏了。
刘睦之后不久,“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张怀瓘《书断》)。按照老例,用来上奏的字体该当是当时的正体,“草书上事”的事实解释杜度的草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正体资格。可以断定,这种草书比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更为规范,也更加都雅,这正好是章草的特色。
南朝萧子良说:“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度)始变稿法。”(张怀瓘《书断》)唐韦续《五十六种书》有类似说法[1][26]。所谓“始变稿法”,是对草稿[1][27]的写法加以变革,变革的方向是规范化、都雅化,变革的成果是使之从基层走向上层、从草体走向准正体、从用于起草到施于章奏,章草完备成熟。稍后的草书家崔瑗更以《草势》一文对业已形成的章草大加赞颂。
“某一种书体的著名的书法家的涌现,便是这一书体成熟的准确无误的标志”[1][28]。章草书家和有关理论著作的涌现,解释了章草的成熟,但这不能算作章草形成的出发点。结合上文所列的汉代草书遗迹和干系的文献资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重新莽到光武是章草初步形成的期间;明帝、章帝之际,章草已经完备成熟了。顺便提及的是,在章草得名的缘由中有“汉章帝说”,虽然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汉章帝期间与章草成熟的韶光倒是大致相合。
结论
综上所述,章草形成后,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无所谓规范、都雅的草书和向新体(今草)过渡的草书——依然存在,并没有被章草所取代,这与正体的环境是类似的:八分形成后,一些便于书写的、不像八分的隶书仍旧大量存在,并没有被规范的、都雅的八分所取代。既然章草和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共同存在于汉代,构成了汉代草书的整体,那么,关于汉代草书与章草关系问题的一个基本结论就可以表述为:章草是汉代草书的组成部分,汉代草书与章草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作为汉代草书与章草关系命题的补充,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与章草的关系归纳如下: 从形状特色看,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的字形、字势多较为随意,纵横斜正,少见一律,不普遍带有波磔,并不能称得上都雅;从内在特色看,不同地域、不同期间、不同书写者造成的同字异形征象十分常见,草化程度有明显差异,不能算作具备条规范、符合章程。造成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与章草相异的成分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二者的来源不同。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来源于草率的篆书和草率的隶书,即广义的草书;章草来源于业已存在的草书,即狭义的草书。
其次,参与者的身份不同。唐兰《古笔墨学导论》论述笔墨演化的规律说:“民众所用的普通笔墨,却并不是整洁的,合法的,范例的,他们不须要这些,而只要率易简便。这种风气一盛,贵族们也沾上了。”[1][29]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的参与者多为“民众”,只求书写的便利;而章草则有了“贵族”的参与,“贵族”的参与实际上代表了政府的态度,他们的着眼点在于合法化、准乎章程。这两种不同的身份造成了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与章草在便利与规范方面的差异。 除了官方身份的参与者之外,章草还有另一种身份的参与者——书法家。书法家关注的是书写体势的美,普通民众所追求的效率在他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书法家乃至由于韶光不宽裕而不写草书(“匆匆不暇草书”[1][30]),难怪东汉赵壹感慨道:“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1][31]书法家的参与造成了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与章草在实用与审美方面的差异。
再次,与参与者的身份不同相适应,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与章草有不同的运用处所。快速书写的须要使草书得以产生,这种须要一贯存在,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也就一贯存在。目前能看到的很多汉代草书遗迹是戍边低级别官员所写日常文书,由于这些文书并非主要文件或书写于紧急情形之下,以是采取了适宜高效书写的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章草的运用处所明显不同,大致包括以下几种:用于遍及规范的“作篇”(参与者为官员、笔墨学家、书法家),用于章奏(参与者为官员),用于书法创作(参与者为书法家)等。
须要解释的一点是,虽然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与章草之间有诸多的相异之处,但它们并不完备排斥,从凑集的角度看,二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关系。具有范例性的章草来源于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又反过来浸染于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在实际的书写状态中就会涌现一部分在规范与都雅层面介于范例章草和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之间的草书,这部分草书是作为凑集的章草与一样平常的汉代草书的交集。打个比方说,标准的普通话来源于方言,又反过来浸染于方言,在实际的话语状态中,存在着介于标准的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措辞。不论措辞还是某种字体,它们都是工具,利用中目的、条件的多样性以及技能处理上的繁芜性决定了它们在呈现状态上的变数。
[1][①] 秦永龙:《汉字书法通解》(行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1][②] 葛鸿桢:《张芝创今草考》:“就现存文献所载,晋代还没有这个名称,首先利用‘今草’一词的以公元465至472年在位的南朝宋明帝刘彧所说:‘羲献之书,谓之今草’为最早。”《20世纪书法研究丛书考识辨异篇》辑,上海,上海字画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1][③] 《历代书法论文选》辑,上海,上海字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1][④]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说:“‘章草’这一名称,在文献中最早涌现的,要属于王献之的话。唐张怀瓘《书断》卷上说:‘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踪(应为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按:引文中改或加的字,据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7)这样的说法有不当善,缘故原由有二:一,张怀瓘《书断》引东汉崔瑗《草书势》称“章草之法,盖又简单”,但《晋书》所载《草书势》中“章草”二字实为“草书”,以是,张氏所引王献之话中的“章草”也就不那么可靠了。二,刘宋虞和《论书表》云:“(王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落……’”庾翼卒于345年,王献之生于344年,二人的先后关系是很清楚的。以是,如果往后人引用古人的话为根据,那么我们可以说,“章草”这一名称最早涌现于庾翼的信中,而不是王献之的话中。
[1][⑤]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1][⑥] 裘锡圭:《笔墨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5页。
[1][⑦] 同上注。
[1][⑧] 关于草率的篆书和草率的隶书,以及草书对它们的改造,参看李永忠博士学位论文:《草书流变研究》,北京,都城师范大学,2003年,第45~51页。
[1][⑨] 张怀瓘:《书断》引,《历代书法论文选》辑,上海,上海字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165页。
[1][⑩] 《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字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1][] 唐兰:《中国笔墨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1][] 关于草书形成的年代,参看裘锡圭:《文学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5、86页。
[1][] 正体基本上是法定字体,是政府用政治力量来实行和坚持的字体,一样平常运用于郑重场合,如铸刻主要、颁布政令、奏章、考试等;草体是正体的书写变体,其宗旨是提高书写效率,一样平常运用于非官方的、非郑重的或迫于某种情势的场合。有的论著中将正体和草体分别称为标准体和运用体(王凤阳:《汉字学》),有的论著中同样利用了正体的说法,而将草体称为新体或俗体(启功:《古代字体论稿》)。
[1][] 参看裘锡圭:《笔墨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77~80页,89、90页。
[1][] 上注,第79页。 [1][] 裘锡圭:《笔墨学概要》说:“汉代草书的字形,有一些是先后有变革的。”相称于说,很多汉代草书的字形是先后没有变革的。上注,第87页。
[1][]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页。
[1][] 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苏州,江苏教诲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1][] 李永忠:博士学位论文《草书流变研究》,北京,都城师范大学,2003年,第26、27页。
[1][] 裘锡圭:《笔墨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7页。 [1][21] 孙鑛《﹤字画跋﹥跋》:“汉章帝残阙《千文》,谓是集古章草,如《圣教序》类,良是。”《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辑,上海,上海字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 [1][22] 汉赵壹《非草书》:“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请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 [1][23] 《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辑,上海,上海字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1][24] 裘锡圭:《笔墨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7页。
[1][25] 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苏州,江苏教诲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1][26] 文曰:“章草书,汉齐相杜伯度援稿所作。”《历代书法论文选》辑,上海,上海字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305页。
[1][27] 关于“草稿”的字体含义,参看李永忠:《浅析草稿的字体含义》,合肥,《书法天下》,2004年第10期,第39、40页。
[1][28] 王凤阳:《汉字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
[1][29] 唐兰:《古笔墨学导论》,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25页。 [1][30] 参看李一忱:《“匆匆不暇草书”考》,合肥,《书法之友》,2002年,第10期,第3~5页。
[1][31] 赵壹:《非草书》,《历代书法论文选》辑,上海,上海字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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