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理论框架、动态比较与全景扫描（两万字学术论文）

来源：西泽研究院

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等研究员。
本文撰写于2月上旬，拟揭橥于《探索与争鸣》第4期“疫情专刊”。

择要：疫情是一种严重的外生冲击，对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构建疫情经济学理论框架，须要将卫生经济学、宏不雅观颠簸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等多个学科交叉，以综合剖析盛行病理学下的医护和疾控资源投入、疫情对经济及金融体系的外生冲击和中国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所受到的深远影响。
在动态比较的框架内，当前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发展蜕变为总量更弘大、构造更多元，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当代经济体，以是疫情冲击所产生的后果与2003年非典期间比较会更加繁芜。
疫情的发生会导致总供需曲线同时紧缩，国内外供应链和家当链变得更加薄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订单和现金流风险快速上升，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都会发生变革。
疫情的溘然爆发也会通过流动性、信用杠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生理预期等传导渠道冲击金融体系，环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共振、短板和放大效应的叠加可能会引发环球金融危急。
面对疫情冲击对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政策层须要在供给侧降落企业本钱和在需求侧通过积极的宏不雅观政策引发总需求，同时要将疫情防控期的金融稳定管理内嵌于已有的双支柱体系，发挥利益所金融管理部门的浸染，在疫情期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关键词：疫情防控；剖析框架；动态比较；经济颠簸；金融风险

（全文2万字，请耐心阅读，或先分享收藏）

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常客，它不仅威胁着人们的康健和生命，冲击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还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等产生深远影响。
比如14世纪欧洲的黑去世病，有学者认为带来的不仅是人口的减少和经济的衰退，还埋下了几百年后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的种子。
最近几十年，中国也经历了大小不一的几次疫情，每次疫情的发生都给人们的生命和康健造成了侵害，对经济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冲击，但并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同时也深刻的影响了政治、社会和国家管理体系的变迁，间接的推动了各方面的反思和进步。
2020年1月爆发的武汉新型肺炎(简称“新肺疫情”)，是2003年非典之后发生的又一次重大疫情，首先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在长期也会对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比如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化进程、社会管理体系，乃至环球家当链的重新布局。
与17年前非典期间比较，中国经济体量当前变得规模更加弘大、构造更加繁芜，家当链和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既更有韧性——比如在线家当对线下经济的替代，同时薄弱性和风险也在增加——比如环球家当链分工更加风雅和分散，对杠杆率和金融市场的依赖度更高。
因此剖析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该当构建一个更加丰富的当代经济应对疫情的理论框架，结合卫生经济学、宏不雅观经济颠簸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三大领域，动态比较过去的历史履历，从宏不雅观总量、中不雅观构造和微不雅观行为三个层面全维度扫描冲击的深度和广度。
同时把稳当前经济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过高的杠杆率、薄弱的宏不雅观流动性和随意马虎交叉传染的环球金融市场，这些都是随意马虎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地方，对付戒备疫情期间的次生风险至关主要。

一、卫生经济学与宏不雅观颠簸理论：疫情冲击的理论剖析框架

要系统深入的剖析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须要构建疫情经济学的理论根本和剖析框架。
从当前既有的经济学思想和工具来看，首先须要将卫生经济学与宏不雅观颠簸理论结合，分别研究疫情的原生冲击和次生冲击。
除此之外，考虑到中国仍旧是一个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国家管理当代化仍旧在推进过程中，对疫情冲击所产生的反应也与其它国家不同，以是全体剖析框架还须要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

卫生经济学是一个发展了半个世纪的比较成熟的学科，关注的是如何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剖析卫生和康健问题。
在卫生经济学的框架内，剖析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至少要覆盖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一种传染病，疫病危害的是公共康健，带有非常明显的负外部性。
以是对疫病的防控和诊治，该当是一个公共产品或至少是一个准公共产品，这就涉及到超越私人利益的边际本钱和收益问题。
二是疫病的发生每每非常溘然，对全体卫生产业和经济体系来说是一个突发的外生冲击，以是还须要把韶光成分和冲击产生的连锁效应、网络效应和次生风险考虑在内。
三是卫生经济学中的疾控管理，是一个涉及到信息摩擦与传播、行政管理效率与层级博弈等问题的繁芜征象。
从现实情形来看，对经济最大的冲击每每不是疫情本身，而是防控疫情的方法及效率。
四是传染病无国界，在环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传染病很随意马虎超过国界成为环球性的“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

由于对经济的影响面非常大，以是对疫情冲击的经济学剖析，不能仅限于卫生经济学的范畴和框架。
在分工日益风雅、家当链和供应链日益紧密、环球化程度非常高的当代经济体系里，疫情冲击范围覆盖了宏、中、微多个层面，对经济、社会产生的是长期而又深远的影响。
对付本次疫情冲击的经济学剖析，至少须要领悟以下三个学术领域：

（一）卫生经济学中的传染病及公共卫生危急管理理论。
卫生经济学将人们的生命康健作为一种产品和做事，研究的是卫生医疗家当的供给、需求和牵制等问题。
康健产品和做事的供给体系紧张是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既包括私人医疗机构，也包括公共卫生部门。
疫情具有爆发性、传染性的特色，对它的防治与一样平常的卫生医疗产品不一样，更多的是站在公共卫平生安的视角，是一种完备不同于私人医疗产品的公共品或准公共品。
卫生经济学框架内的疫情经济学剖析，紧张包括对传染人数的测算、持续韶光的预测、公共卫生政策的设计、医疗资源的生产和配置、疫情防控本钱和丢失的测算等。
比如疫情会造成劳动力的病亡丢失，美国联邦机构会采取统计生命代价（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 VSL）进行测算。
疫情防控是一个花费大量医疗卫生和后勤保障资源的国家行为，一样平常来说会带来政府赤字的提高、卫生医疗行业的需求扩展、对其它行业的替代和挤出等，这须要在卫生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全面的剖析。

（二）宏不雅观经济学中的外生冲击与经济颠簸理论。
疫情的爆发对宏不雅观经济来说是一个范例的外生冲击，当前的宏不雅观经济学对外生冲击的理论和方法已经非常成熟，一样平常来说可以在总供给-总需求框架内进行大略直不雅观的剖析。
由于产出是成本、劳动力和技能等变量的函数，疫情的防控方法，无论是劳动力人群的传染，还是在隔离条件下延迟开工，实在都减少了劳动力和成本的投入，在这种情形下势必导致产出的紧缩，总供给曲线会向左上方位移。
同样，疫情期间的总需求也会受到抑制，人们无法像正常情形下一样进行消费和投资，总需求曲线也会左下移。
这样总供需的低落是难免的，价格的变动则取决于总供需曲线的位移程度和两者的价格弹性。
对外生冲击更加技能性的剖析框架是真实商业周期理论（RBC），以及在此根本上发展的一样平常动态均衡模型（DSGE），该类模型将居民、企业、政府等部门的最优化行为考虑在内，剖析在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及金融市场同时实现均衡时的状态。
经由几十年的发展，DSGE已经升级到了非常繁芜的阶段，引进了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仿真技能，成为一些国家央行进行政策决策的主要工具。
采取DSGE剖析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可以量化打算在外生冲击下经济均衡状态的偏离程度及脉冲相应过程。
DSGE考虑到了宏不雅观经济学的微不雅观根本，并可以量化测算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但缺陷也很明显，比如假设不符合现实，参数估计不足准确，函数的设定过于“形而上”，模型太繁芜不随意马虎求解，太大略又与现实相差太远，缺少实际辅导意义乃至产生误导，数据的获取比如成本存量的测算很难做到准确等。
对付本次疫情，由于现实状况比较繁芜，很多构造性问题在DSGE框架内难以量化仿照，以是本文采取的是在总供需框架内进行定性综合的剖析。

（三）针对中国现实的发展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理论。
对现实的剖析不能只限于形而上的模型，还要考虑中国当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社会所特有的动态性、构造性特色。
首先中国仍旧是一个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2019年GDP同比增速达到6.1%，总量已经达到99万亿元，在这个总量规模上依然保持6%以上的增长率已经其实不易，同时也意味着面对重大外部冲击的的反应可能更加强烈。
疫情的爆发会影响经济增速，很可能会引发经济、金融等各类次生风险，毁坏程度不一定比疫情小。
其次，最近十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断在调度，经济和家当构造也发生了大的变革，消费和第三家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投资和第二家当，因此对疫情冲击的反应和修复也会表现出与以前不同的特色。
第三，中国经济现在是天下第二大经济体，对环球经济增长的增量贡献最近几年保持在50%旁边，中国经济受到疫情冲击会严重影响到环球经济，同样环球经济的下行又会对中国产生“反噬性”影响，这是一个“中国-环球”通过贸易网络和家当链相互强化的过程。
第四，从长远来看，我们还须要考虑中国特有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在此背景下疫情产生的构造性、系统编制性冲击会给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以是，考虑到当前当代经济体系的繁芜构造和环球经济一体化的紧密程度，疫情冲击的经济学剖析是一个非常繁芜的问题，须要一个多学科交叉领悟的系统剖析框架。
我们把疫情爆发后的冲击分为原生冲击和次生冲击，前者是指传染病毒对人（劳动力）的生命和康健的危害，后者是由于采纳防控方法——比如隔离、减少公共交通、歇工等——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中国特有的经济构造和发展阶段，我们更加冲击的大略过程和研究内容综合起来构建一个基本的理论剖析框架，如下图：

图1

而在这个大的综合性理论框架之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从宏、中、微不雅观三个层面传导，既有短期冲击，又有长期影响，既抑制了实体经济的供需，又加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详细传导路线图如图2，本文别的部分的剖析紧张是在这个框架内展开。

图2

二、本次疫情对经济冲击的不同之处：动态比较

比较剖析是研究疫情冲击后果常见而实用的一种方法，通过对标过去发生过的相似疫情事宜，选定相似的传导路径和参数对当前的经济后果进行比较和测算。
对本次疫情的剖析常日采取的方法是拿2003年非典时的环境进行比拟，得出一系列相对乐不雅观的结论。
但是我们须要认识到，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状况与2003年比较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革。
因此在进行比较剖析时，须要要用动态的视角重点研究由于当前的构造性变革引发的不同后果。
2003年到现在的17年期间，中国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构造上，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弘大、构造繁芜的超级经济体。
根据繁芜经济体进化理论，一个经济体规模越大、构造越多元、变量越多，不同单元和层次之间的关系越繁芜，对外部冲击产生的后果每每会越不愿定。
一方面经济内部的韧性的确是增加了，另一方面在某些环节可能更加薄弱，这取决于进化的构造根本是否稳定。
以是剖析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必须站在一个繁芜经济体系应对外生冲击的动态比较视角，在上面我们构建的疫情经济学综合剖析框架的根本上，从总量、边际和构造等多个层面进行类比和差异剖析。
详细来说，与2003年的非典环境比较，当前我国的经济体系至少在以下七个方面具有不同的特色，须要从卫生经济学、宏不雅观颠簸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三个理论视角进行全面考量：

（一）在卫生经济学视野内，本次疫情的爆发更加溘然，传染性更强，经济体系对冲击的缓冲韶光和空间都相对不敷。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从爆发的情形来看，相对付非典（SARS）病毒，它的传染性、暗藏性更强，检测难度更大，因此影响范围更广，特殊随意马虎集中在某个局部地区爆发，对重疫区造成巨大的包袱（见图2）。
根据卫生经济学干系模型的剖析，这种突发性传染病在爆发初期会大幅拉升医疗医疗需求，但供给真个医疗卫生企业又受到技能和产能制约，会造成公共卫生产品供给严重不敷，加上惶恐预期的正反馈强化，很可能导致在某些重灾区发生医疗资源的抢购和挤兑。
这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失落灵”征象，这个征象在非典期间并没有发生，这意味着政府对本次疫情该当采纳更加积极的财政预算以保障防控政策和方法的落实。

图3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二）用宏不雅观经济学的环球视角看，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今是昨非，疫情冲击海内后会显著影响环球经济和家当链。
根据wind数据库进行的测算，2003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环球在4%旁边，现在这个数值已经上升了4倍，达到了16%（见图2）。
根据麦肯锡研究院的研究，天下对中国的依存度指数从2000年的0.4，上升到了2017年的1.2。
环球几个主要行业的家当链，如打算机、电子电气设备、纺织服装和家具等，中首都霸占了主导地位。
采掘业、化工、造纸和农业等行业，其它国家对中国入口的依赖度非常高。
以是本次疫情的发生，不仅会对海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还会波及到环球，一些中国深度参与的家当链上中下贱环节都会视情形受到不同的影响。

图4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三）从发展经济学的动态眼力看，中国的经济和家当构造已今是昨非，消费和做事业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与2003年非典比较，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构造已经发生巨大变革。
从需求侧来看，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的大幅依赖投资转变为消费和投资并驾齐驱。
2002年消费对GDP的贡献还不到40%，最近几年已经达到了60%旁边。
而且消费的场景也发生了巨大变革，网络购物和线上线下交互体验的消费模式霸占了主导。
从家当构造来看，第三家当做事业也已经取代第二家当的绝对主导地位，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紧张力量。
2002年，第三家当占GDP的比重为41%，2019年达到了53%；2002年对GDP的同比贡献率在42%旁边，到了2019年达到了60%（见图4）。
在这个构造变革下，由于消费和做事业受疫情防控方法影响最大，以是本次的冲击会远远超过2003年。

图5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四）从卫生经济学的传染网络构造看，中国的交通举动步伐今是昨非，城市化率不可同日而语，区域一体化和大都邑圈非常普遍，这意味着更大范围、更高频次的职员流动，对疫情防控带来更大的难度和不愿定性。
与2003年比较，中国的交通举动步伐条件有了巨大的提高，铁路、公路和民航等运输能力和速率提高了数倍。
尤其是高铁的发展和遍及，对人口流动和互换产生了巨大的推动浸染。
2003年中国还没有高铁，2018年中国的高铁客运量已经超过20亿人（见图5）。
区域一体化计策也一贯在大力履行，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新的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形成，城际交通条件的提高也催生了城市圈的形成。
这些都提高了疫情爆发后传播速率、传染面积和防控繁芜度，当然同时也为有效动员医疗资源及时进行防控供应了便利，关键是看应急管理机制的社会动员能力。

图6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五）从宏不雅观经济学的周期颠簸理论看，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经济下滑期，缺少抵御外生冲击的内生周期性力量，给逆周期宏不雅观调控带来较大的压力。
2003年中国经济的特色是存量基数较低，边际增长力量较强，在环球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得到了较强的上行趋势力量，能够快速消化非典带来的不利冲击。
以是我们看到2003年的经济只是在一二季度受到了短暂的影响，之后就快速反弹和修复。
本日的中国经济状态却大不相同，存量基数较高但边际增长动能在减弱。
从2019年初开始，各项宏不雅观指标都处于下滑通道，虽然2019年GDP同比增速仍旧保持在6.1%的相对高位，但今年来看并不乐不雅观（见图6）。
以是本次疫情冲击是在经济本身下滑的周期阶段发生的，缺少内生的周期性和趋势性反向对冲力量，无疑会放大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

图7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六）从发生的韶光构造和中国特有的节日效应来看，本次疫情发生在春节前后，面临着严厉的春运压力和节日复工问题，要素的再次大规模流动需求无疑放大了传染网络在时点上的过度集聚效应。
2003年的非典疫情发生在4月，没有横跨春节小长假，不存在春运复工和职员流动导致的病毒二次爆发的风险。
其余2003年非典期间的防控方法相对温和，并没有采纳封城、封路和歇工、停航、停学等问题。
但本次疫情不同，恰好发生在春节前，大部分人已经离开事情的城市返乡，须要返城后才能重新回到事情岗位，但由于采纳的防控方法，导致企业无法按时复工，从而使经济一度“休克”，我们看到2020年的春运量同比低落了50%（见图7）。
这会使企业的生产操持、订单、存货等都受到很大影响，逐渐复工的进程也存在很大难度和寻衅。
比如对付一些中小企业来说，防护设备和方法会连续影响资产周转率和存单饱和度，而这又影响企业的利润，如果盈亏平衡点迟迟达不到，企业会面对巨大的经营压力。

图8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七）从发展经济学的金融深化理论视角看，当前我国的货币深化程度和债务杠杆率已不可同日而语，全体经济体系对疫情冲击的敏感度和薄弱性非2003年可比。
17年间中国经历了一个高速的货币化和金融市场化进程，金融已经名副实在的成为经济的核心，实体经济活动必须在金融体系的资金流转、融通中进行。
拿衡量金融稳定性的一个主要指标宏不雅观杠杆率来说，2002年的数值为137%，但到2019年三季度已经上升到了251%，薄弱性已经非常高。
其余最近5-10年，中国金融市场的颠簸性也明显升高。
以是当前潜在的金融风险已经远超还处于金融发展初期阶段的2003年，一旦金融体系面对疫情的溘然冲击涌现问题，全体经济体系就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相对实体经济，金融体系的颠簸幅度更大、传染性更强，每每具有非线性网状构造特色，因此面对疫情的重大冲击，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更加不愿定（见图8）。

图9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三、疫情冲击的经济学全景剖析：宏不雅观总量、中不雅观构造与微不雅观行为

本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我们将疫情爆发后对经济的冲击分为两种：疫情本身的原生冲击和疫情防控带来的次生冲击。
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须要打算染病人群带来的康健丢失，医疗救助和疫病防控付出的私人和社会本钱，在经济政策设计上须要根据疫情防控的机会成本来综合考虑宏不雅观调控手段。
其次，还需将卫生经济学的局部分析放入总的宏不雅观经济学框架内，从而把对全体社会的溢出效应考虑在内，从总体上剖析供需两端的变革。
第三，还要站到中不雅观经济的视角，看不同家当和行业的影响，尤其是关注处于边际上的中小企业，它们受到的影响每每最大。
中不雅观层面的透视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构造性变革。
末了还要看微不雅观主体决策的变革，在疫情的笼罩下，微不雅观主体的行为方案会受到约束条件和未来预期的影响，从而在做决策时会有较大的变革。

（一）宏不雅观视角：总供需曲线的紧缩

很显然，疫情会同时对供给和需求产生冲击。
从供给侧的生产函数来看，首先是对生产要素——劳动力产生直接冲击，包括劳动力的康健状况和去世亡数量，这会直接减少劳动的投入，造成产出供给的紧缩；由于各种学校无法按时正常开学，教诲活动的投入和人力成本的形成也会收到影响，这无疑会对长期供给效率造成危害。
同时，由于传染病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疫情防控要付出社会本钱，歇工和隔离也会导致劳动力投入的减少。
其次，疫情也会直接影响成本的形成，降落资产周转率和成本利用效率，这些显然也会降落产出，影响到总供给曲线。
第三，对疫情的防控采纳的是封城、隔离、歇工半歇工式的“休克疗法”，造成物流受到很大的阻当，正常的生产商务活动无法连续推进，会直接导致总供给的减少。
至于对技能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短期内并不会那么显著，但预算的收紧显然会降落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当然外生冲击对传统经营活动的影响也可能会倒逼企业在生产和商业模式方面做出变革。

疫情对需求的冲击表现在“三驾马车”上。
对付消费来说，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疫情防控客不雅观上无法实现的消费，比如须要现场集聚和线下人际交互才能完成的餐饮、影视、养生、旅游等消费活动都会停息和大幅紧缩。
另一种是按照消费函数的参数和变量的变革引起的内生性紧缩，比如由于疫情前景不明朗导致边际消费方向和持久收入预期都低落，这从两个方面共同引起消费需求的大幅减少。
对付投资来说，一样平常的三个分项投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都会不同程度的低落。
企业会按照财务约束和未来盈利预期进行成本支出（包括折旧和扩大再生产）和存货投资，疫情期间由于业务收入低落，订单减少(纵然有订单也难以正常组织生产)，无法准确预知疫情结束的详细韶光，加上不能按时完备复工、正常的供应链和物流系统都受到限定和摩擦，企业投资的需求肯定也会精力萎顿。
而房地产企业的投资由于疫情期间住房发卖大幅减少，资金链比较紧张，受到的财务约束比较紧，也很难扩大投资。
根本举动步伐的投资须要政府部门的主导和折衷，但疫情期间政府各部门的紧张任务是疫情防治，人力和财政资源受到了很大的约束，短期内很难再有精力和资源扩大基建投资。
净出口也会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本次疫情爆发后，WHO宣告中国的这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宜”，各个国家竞相采纳防护方法，加大了对中国的考验检疫和航空航运牵制力度。
有些国家比如美国、日本乃至开始撤侨，国际间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遭受重大冲击，有些中国深度参与的家当链，比如打算机、电子电器设备、化工等，在疫情的影响下开始涌现断裂的可能性。

我们在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框架内大略剖析疫情冲击对全体宏不雅观经济的影响（见图9）。
当疫情发生后，总供给曲线S向S’紧缩，同时总需求曲线D也向D’紧缩，原来的均衡点会从（Q，P）向（Q’，P’）转移，全体总产出会有一个明显的低落。
同时价格也会发生变革，是上升还是低落取决于总供需曲线的弹性（斜率）和相对紧缩程度。
如果总需求相对付总供给紧缩的程度不大，则价格会有所上升（P’），即发生通货膨胀，相反则价格会有所低落（P’’）。
在这里须要戒备的是疫情期间需求价格弹性比较低的生活必需品，由于防控举措导致的供给溘然低落，可能会引发比较大的构造性通货膨胀，给人们的生活和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重大影响。

图10（二）中不雅观视角：家当和行业的构造性变革

从中不雅观视角可以剖析疫情冲击造成的构造性影响，即对付同样的冲击，在不同家当、行业间，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的影响是不同的。
首先从三大家当的层面看，第一家当受到的影响相对最小，其次为第二家当，最大的为第三家当。
第一家当有明显的时令性周期特色，加上我国的农业还没有普遍的农场化，还采取传统农业以村落和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模式，疫情防控的网格化管理方法对其影响相对不大。
第二家当的企业规模比较大，很多工业企业的自动化程度比较高，订单和财务管理比较规范，自由现金流相对来说比较充裕，短期内歇工和延期复工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
第三家当自动化水平相对较低，大部分是轻资产模式，劳动力要素依赖度比较高，很多须要线下人群集聚的消费场景，也便是可以把第三家当看作是“以人（劳动力、消费者）为本”的家当，而疫情的直接管害者便是人，以是受到的冲击最大。
其次，从上、中、下贱的家当链层面看，受到疫情的冲击也是依次加重。
比如第二家当，上游的能源、钢铁、采掘等行业一样平常采纳大工厂户外和自动化作业办法，生产、订单和存货周期较长，可以经受短期的需求和现金流冲击。
中游行业成本密集度高，最近几年的家当升级提高了自动化和风雅化管理程度，行业集中度和单个企业的规模相对较高，以是对疫情冲击的耐受度也相对较高。
下贱家当比如家电、汽车、电子产品、房地产等发卖部门则直接管到需求紧缩的冲击，所受到的影响最大。
而且相对付上中游家当，下贱家当关联的中小企业和民企相对最多，缺少抵御外生冲击的规模和范围经济上风，因此受到的影响最大。
当然随着韶光的推移，下贱家当受到的影响会逐渐向中上游通报，如果疫情在短期内无法掌握，需求长期得不到改进，那么全体家当链都会受到影响。

按照行业的种别分，根据疫情对经济的原生冲击和次生冲击，不同行业所受受到的影响不同。
首先，根据卫生经济学的剖析，疫情的原生冲击大幅增加了对医疗和卫生产品的需求，全体医疗卫生行业将会迎来比较明显的去库存、补库存和扩大产能的过程。
由于疫情的突发性特色，有限的产能很难知足溘然增加的需求，以是一样平常会引发干系的医疗产品价格上涨。
但传染病的防治一样平常是按照公共产品进行供给和定价，因此政府会按照公共管理和规制经济学的基本事理进行干预。
但无论如何，疫情的爆发将带来医疗卫生行业的“繁荣”。
其次，许多传统行业将会遭遇客流量、订单、业务收入等多方面的大幅下滑。
疫情的次生冲击可能比原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更大、韶光更久。
按照国内外的历史履历，疫情次生冲击下，受到影响最大的行业是那些以职员流动和聚拢为场景主线的行业，比如交通运输、旅游不雅观光、餐饮住宿、院线影视等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
2003年的非典导致这些行业的同比增速减少了2-4个百分点。
当前来看，很难完备量化这些行业遭受到的详细丢失数据，按照歇工和半歇工对劳动力投入和成本形成的影响，再考虑到疫情结束后有不同程度的需求反弹、补充库存和扩大投资，可以粗略估算基准环境下，疫情持续一个月大约就会降落GDP同比增速0.3-0.5个百分点。
假设疫情持续一个月后仍旧不能结束，则影响程度会更大。
如果超过三个月，可能会引发大批中小企业倒闭、某些家当链的断裂和系统性债务违约风险，此时的经济和家当链生态具有不可逆性。
第三，为疫情期间的生活、事情、教诲等供应支持和便利的“在线+”行业将会得到逆向发展。
远程办公、在线教诲、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线上娱乐与影视、手机游戏等，由于符合疫情防控期间的生活事情模式，需求将会大幅增长，与这些行业干系的家当链也会涌现阶段性繁荣。

考虑到中国经济在环球的影响力，包括对环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某些家当链的主导地位，疫情的爆发会对环球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
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由于疫情调低2020年中国及环球经济增长率，估量中国今年经济增长5.6%，环球经济则增长3.2%，分别较以前预测下调0.4及0.1个百分点。
其余，由于中国在环球某些家当链中霸占主要地位，比如打算机、电子电器设备、机器装备、汽车零部件、化工等行业，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快沿着这些家当链的上中下贱链条通报到其它国家。
比如由于中国的延期复工，汽车线束供应商Kyungshin（京信）和Yura（裕罗）在中国生产的线束产品无法及时供应韩国，当代汽车在韩国的部分工厂从2月7日起不得不暂时停产；日产汽车的日本九州工厂、雷诺汽车的韩国釜山工厂也先后宣告，由于中国区零部件供应中断临时停产；美国苹果公司也由于在中国的组装基地——鸿海科技集团——因疫情影响生产而流传宣传供货受限。

（三）微不雅观视角：不同微不雅观主体的行为和决策变革

1.居民消费行为的变革

根据微不雅观经济学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论，居民和企业在各自的约束条件下分别实现自身的效用和利润最大化。
疫情的发生会造成消费者效用的丢失和偏好构造的变革，匆匆使人们改变消费决策和行为习气；同时降落企业的业务收入和利润，匆匆使企业在技能和模式上做出新的改变。
一样平常来说，疫情首先冲击的是微不雅观主体的约束条件，包括韶光约束和财务约束，继而会影响居民的效用偏好和企业的技能偏好。
对付居民来说，疫情一方面危害了人体康健和提高了染病的概率，个人所能供应和操持供应的劳动力减少，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低落，加上供正常消费的韶光也被压缩，约束条件全面收紧，一样平常来说总的效用会降落。
另一方面，在疫情的分外韶光里，人们须要重新对消费偏好进行排序，生活必需品的边际效用会大幅提高。
同时隔离等特定约束下的额外空隙开始涌现，会对其它商品产生替代效应，比如空隙的溘然增加带来的短视频、手游等产品需求的爆发。

2.投资者韶光和风险偏好的变革

这里须要重点研究的是，在疫情发生的分外期间，投资者韶光偏好的改变，这会对金融市场和全体大类资产定价产生主要影响。
根据费雪分离模型，我们将个体的消费按照韶光维度分为即期消费和未来消费，后者即为投资，两者之间用折现率进行折现。
疫情发生后，对付处于隔离和延期复工或半复工的个体来说，韶光的机会本钱开始变低，加上宏不雅观逆周期政策每每会降落利率和扩大货币供给，进一步匆匆使未来消费（投资）对即期消费的边际替代率上升，这意味着投资者的韶光偏好和风险偏好都大幅提升。
如图10所示，韶光折现率的降落导致预算曲线逆时针迁徙改变（如图10箭头所示），同时消费的韶光偏好曲线也发生变革，原来个体效用函数与预算曲线的切点A（Ct,Ct+1）变为A’（Ct’,Ct+1’），可以看出当期消费Ct降落，而未来消费即投资Ct+1增加。
在投资者韶光偏好的这种改变下，具有线上投资条件和流动性功能较高的二级交易市场比如股票市场将会受到偏爱。
股票市场在消化掉经济基本面的冲击后，会在投资者的偏好改变下得到持续上涨的动力。
但是要把稳到这种上涨的分外性和不可持续性，防止过度的非理性泡沫的产生，这可能引发大幅的金融市场颠簸。
以是疫情期间的宏不雅观政策应该立足于掩护经济稳定，但也要管理好金融颠簸风险，由于这是由疫情分外期间的投资者集体韶光偏好改变造成的，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当投资者韶光偏好再集体同等性改变的时候，金融市场很可能会大幅度下跌。

图 11

3.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变革

疫情期间急剧放缓的经济活动，对企业经营是一种严厉磨练。
现金流、供应链和弹性生产管理能力不敷的企业，将会面临十分大的压力，韶光久了会面临破产风险。
尤其是规模较小、范围经济相对有限的中小企业。
在疫情期间，企业会调度生产经营决策，在某种程度上会在客不雅观上促进技能和经营模式升级。
疫情冲击下，为应对危急企业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变：

（1）更加积极的现金流管理。
疫情的发生使企业认识到突发事宜的致命性影响，在经营性现金流大幅低落下如何维系企业的正常经营，个中保留三个月以上的自由现金流至关主要。
在正常期间，过多的自由现金流会产生较高的机会本钱，企业一样平常不会重视。
但本次疫情的发生，让大部分企业意识到现金流和融资渠道的管理多么主要，匆匆使企业加大现金流量表和多元融资管理。

（2）更加科学的供应链管理。
疫情的发生对供应链产生重大冲击，受物流和开工不敷影响，上游的原材料及中间品难以按日常操持供应，在存货不敷的情形下就会影响到下贱客户订单完成情形。
韶光久了全体供应链就很可能断裂，波及高下游一批企业。
企业的供应链管理该当将重大突发事宜风险考虑在内，提高存货储备和订单管理的风雅化程度，优化高下游客户关系，建立供应链突发风险应急预案，尤其是处于下贱家当链的企业，更随意马虎受到需求萎缩的冲击。
经由本次疫情，有条件的企业该当与高下游企业建立重大突发风险事宜下的一体化供应链管理体系。

（3）更加多元的获客渠道和发卖场景管理。
疫情防控哀求减少人与人的打仗，造成线下消费大幅缩水，只具有单一线下获客渠道和发卖及客户体验场景的企业将受到很大的影响。
疫情的发生会强化不同行业企业的线上化改造意愿，同时以此为契机推动企业的数字化改革进程，更多的企业会将业务搬到线上，o2o模式会更加遍及。
可以说，企业的线上化运营能力正是中国应对疫情冲击的韧性所在。
同时我们也看到本次疫情中线上社群扮演的主要角色，以社区为单位的个体微商将会更加普遍。

图源：新华社

（4）更加富有弹性的生产线变革。
柔性生产能力是决定一个企业在市场环境发生巨大变革时，能否改造原有生产线和技能条件以适应新环境得到生存发展机会的关键。
疫情发生后，一样平常的消费大幅缩减，医疗和卫生防护用品及设备却存在巨大的产能缺口。
在这种情形下，柔性生产能力强的企业可以通过重组改造生产线或迅速引进新的技能和设备转向紧缺物资的生产，在原有业务受到影响的情形下，开辟了其它的营收渠道。
本次疫情会匆匆使企业加大柔性生产方面的改造，保持技能灵巧度和敏捷转型能力，以应对环境的重大变革。

（5）更加灵巧的人力资源管理。
疫情和疫情防控直接影响的是人，对企业来说便是劳动力和人力成本。
疫情期间，由于防控须要，员工不能正常上班，企业在人力资源和事情模式上加大创新。
有些企业由于管理规范，能够较好的将疫情防控嵌入公司的内部管理，可以较快的复工复产。
有些企业通过多样的事情办法比如居家办公、远程作业等，可以更加灵巧的规复运营。
还有些互联网企业创新出“共享员工”的模式，在分外期间有效的盘活了闲置的劳动力和人力成本。
对付完备歇工停产的行业，比如餐饮和住宿等行业，企业须要在自身生存和保障员工利益之间做出平衡，比如可以通过与员工协商在疫情期间降落薪酬或者延迟发放薪酬，或者应时推出员工持股操持，依赖勉励相容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匆匆使员工与公司一起共度难关。

四、疫情冲击与金融系统性风险：杠杆薄弱性与市场颠簸

金融稳定是疫情期间宏不雅观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
金融是当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的稳定性每每决定着全体经济的稳定性，金融风险管理该当内嵌于全体疫情防控体系之中。
疫情发生后，严厉的防控方法很可能会导致经济活动“休克”，此时全体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薄弱，尤其是在环球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不同金融资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风险相互交叉、相互传染，稍有不慎就会触发连锁反应造成系统性风险，蜕变成危害程度可能不亚于疫情本身的次生风险。
以是，疫情期间的宏不雅观经济稳定管理，该当将掩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作为重中之重。

要预防金融系统性风险，首先须要理解疫情及疫情防控方法对金融体系的冲击机理，将戒备次生风险置于既有的宏不雅观金融稳定管理框架内，进行前瞻性、针对性的重点管控。
考虑到中国当前的金融现状，疫情冲击金融体系紧张通过以下六个渠道：

（一）信用和杠杆渠道。
疫情防控期间，由于不能正常生产运营，企业到期债务无法按时偿还，会导致信用违约率大幅上升。
如果该企业还牵扯到他人包管等问题，包管企业也会受到牵连。
同时由于疫情防控期间，同一行业或地区的企业险些面临同样的无法正常经营和需求低落的外部环境，很随意马虎导致企业违约呈现连锁和集聚发生的态势，末了积累形成重大的系统性信用风险。
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债务状况，金融管理部门须要在四个重点领域进行防控：一是规模较小，所在行业受到疫情冲击较大的中小企业，它们对经营连续性、现金流和订单颠簸风险的抵御能力较差，再加上融资渠道单一，疫情期间到期的债务和利率可能无法按时偿还和支付，造成债务违约乃至破产。
二是规模较大、杠杆率较高、经营范围较为多元的大型民企和国企，这些企业虽然资产规模大，融资渠道相对多元，现金储备较为充分，但是由于杠杆率较高，经营范围多元，产品和业务遭受疫情冲击的概率也较大，如果到期偿付的债务比较集中，也随意马虎发生违约风险。
三是信用评级较低，财政偿付能力较弱的地方融资平台，在非正常的再融资环境下很随意马虎涌现问题。
由于这些融资平台公司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色，发生后可能会引发区域集中爆发的系统性信用风险。
四是债务包袱比较严重的个人和家庭，如果因疫情防控造成的歇工韶光过长，可支配收入大幅低落，按揭、个人贷款和信用卡等债务无法及时偿还，就会导致个人信用违约。

（二）流动性渠道。
流动性风险或者是资金链断裂风险，可以看作是与企业信用违约相伴随的次生风险。
但流动性风险与信用违约风险是不同的，可以说大部分的信用违约是由于偿还债务的流动性不敷导致，但导致流动性风险或者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并不一定全是由于债务偿还。
由于除了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授信，企业还存在其它的经营性现金流需求，比如发放员工薪酬、支付货款、缴纳税款、社保和房租、水电等运营用度，这些都须要花费企业的现金或其它流动资产。
疫情期间由于企业的经营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纵然某些行业能够按时复工或半复工，但是由于需求侧萎缩的比较厉害，订单大幅减少或者下贱客户搪塞账款账期拉长，存货本钱大幅上升，靠业务性收入创造的现金流无法像过去那样正常的覆盖刚性的现金流支出。
加上分外期间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普遍低落，授信意愿大幅降落或授信条件变得更加严格。
其余一个常日发生的情形是，对付已有的存量贷款，商业银行通过风险检测体系创造企业在疫情期间经营涌现潜在风险后，会采纳短贷乃至抽贷的方法。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企业自身的自由现金流储备不敷，业务性现金流和筹资性现金流就会同时处于快速紧缩状态，如果迟迟得不到改进，韶光久了资金链很会断裂。
同时企业每每又处于某条供应链和家当链上，单个企业的现金流断裂会沿着供应链传导到高下游企业，比如无法按时拨付搪塞账款，导致上游企业的资金链也涌现问题，严重时会涌现沿着供应链和家当链蔓延的系统性流动性风险。

（三）金融市场渠道。
由于金融市场尤其是金融资产的二级市场，能够承担流动性变现和市场公允定价功能，以是对疫情冲击的相应最为敏感，不仅反应当期冲击在经济基本面造成的影响，还会将投资者风险偏好、未来预期和政策变革的效应包含在内，因此疫情期间的颠簸会显著增大。
如果企业的投融资活动与金融市场紧密相连，就会承受非常的市场风险对自身经营活动和资产负债表带来的重大冲击。
紧张包括三方面，一是融资活动与金融市场高度绑定的，比如依赖股权质押进行融资的上市公司，如果质押的股票价格非理性下跌，一旦超过平仓线股票会被逼迫抛售，继而引发股价的进一步下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二是评级变革带来的风险超调，在信用债市场上，疫情期间的评级机构可能会调低公司信用评级，投资人也会大幅降落风险偏好，两者相互强化很可能导致信用债的非理性抛售，终极引发债券市场的大幅颠簸。
三是金融市场风险还会冲击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在金融资产价格下跌的情形下，按照公允代价计量的企业资产会由于过度减计而大幅缩水，变相的提高了负债率导致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

（四）金融机构渠道。
金融是经济的映射，疫情期间实体经济为防控疫情付出的本钱，汇合中通报到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身上，范例的表现是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和有毒资产。
如果实体经济由于疫情防控而结束或半结束状态韶光太久，在银行等金融机构得到授信的企业和个人经营压力不断增大，财务状况受到冲击不断恶化，势必也会严重影响到金融机构的经营情形。
而金融机构一旦涌现风险，就会呈现连锁式交叉传染态势，会对全体金融体系造成致命性打击。
一方面，疫情期间不能按时还本付息的企业债务会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形成不良资产，导致银行的拨备和成本等风险缓释资源大量花费，银行的康健状况遭到重大危害，这不仅会在金融机构同行间造成不良影响，提高金融机构的同行融资本钱，还会在社会上引发一样平常储户的惶恐预期，严重时会导致产生挤兑风险。
尤其是那些集中于某个行业或地区的地方小型金融机构，由于业务规模小、产品单一、资产负债回旋余地差，在不良资产恶化的情形下会严重影响到自身的经营安全，如果在疫情期间特有的生理氛围下再触发荣誉风险，就很可能引发非理性挤兑，严重到某种程度会发生银行危急。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各种风险的上升和风险缓释工具的花费，会进一步引发金融机构自身风险偏好的上升和信贷资源供给的减少，这又会造成实体经济得到货币信贷资源的难度和价格再次上升，从而引发“实体企业-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强化的双重紧缩效应。

（五）生理预期渠道。
疫情期间投资者的心理发生变革，一样平常情形下会形成对未来的非理性悲观预期，导致投资偏好和资产配置策略发生巨大变革，即流动性偏好提高而风险偏好降落，涌现同等性的抛售风险资产而拥挤超配避险资产，悲观预期共振情形下涌现金融市场崩溃和惶恐式银行挤兑等系统性风险。
在其余一种情形下，考虑到以散户为主的中国成本市场环境，疫情期间个人投资者有了额外的自由支配韶光，加上股票市场可以通过网络系统进行交易，不受疫情防控方法的限定，股票投资的激情亲切被充分引发。
同时由于企业迟迟无法复工，企业为减少闲置现金资产的本钱，会探求不受疫情防控影响的投资渠道。
加上货币宽松政策的刺激和当前发达的自媒体放大的赢利效应，社会投契生理变得越来越浓厚，企业和个人资金可能会蜂拥进入成本市场，在忽略经济基本面下滑的情形下造成资产价格的短期过度上涨，从而为更大的市场颠簸埋下隐患。

（六）环球风险关联渠道。
环球化程度的提高，加速了疫情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传染，也加剧了金融风险在环球市场的蔓延，而且呈现出交叉传染、网状传播、彼此强化的趋势。
在环球风险关联渠道上，要认识三个主要的浸染机理：一是环球风险的“共振效应”，疫情对环球经济的影响不断扩大，尤其是中国经济受到冲击后，沿着家当链向天下各地传播，增加了环球经济衰退的概率，加重了金融市场对未来的忧虑，产生的市场颠簸关联在一起，彼此强化形成节奏同等的频率，扩大了振幅和冲击烈度。
再加上次贷危急以来，在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环球债务成倍扩展，利率不断走低，风险资产价格持续飙升，本身已经积累了大量风险，在疫情冲击下更是不堪一击。
二是国别风险的“短板效应”，虽然次贷危急往后，各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险些都是相似的，即都采纳了前所未有的宽松政策，但积累的风险点或者金融薄弱环节不同。
在疫情冲击下，不同国家产生重大风险的领域也不相同，有些国家的风险集中在股票市场，有些国家则集中在主权债务市场，有些国家则集中在大宗市场等。
比如常日认为美国的金融风险紧张集中在股票市场，它已经持续上涨近11年，是历史上最持久的牛市，在股票回购和被动投资的驱动下各种股指不断创历史新高，实在已经非常薄弱；欧元区的风险点则依然集中在个别国家的主权债务，资源型国家比如俄罗斯等的风险点则紧张集中在大宗市场和外汇市场。
这些不同国家各自的风险点对环球金融体系来说相称于“木桶短板”，一旦一个国家的风险集中爆发形成危急，在疫情的分外期间就极可能引发环球金融危急。
三是一样平常风险的“放大效应”。
在充满不愿定性和投资者心态比较焦虑的疫情期间，纵然是一样平常的资产价格颠簸都可能被成倍放大，这可能由于分外期间形成的非理性过度反应（类似羊群效应），在这种放大效应下很随意马虎形成极度颠簸。
实际上在疫情期间，最令人担忧的是一个背离征象：一方面金融风险高度环球化，疫情冲击在上述三个机制下随时可能引发环球金融危急；但是另一方面，环球金融风险管理机制在逆环球化的潮流下遭到前所未有的毁坏，这无疑是疫情期间掩护环球金融安全稳定所碰着的最大寻衅。

以上述疫情期间金融风险发生和传导机制为根本，政策当局须要采纳系统化的方法对可能发生的疫情次生风险进行提前应对。
在全局层面，须要发挥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职能，依赖现有的比较成熟的“宏不雅观谨严管理（MPA）+货币政策”的双支柱体系，结合疫情期间分外的高风险点和薄弱环节，进行点面结合的“通盘统筹、重点防控”。
个中MPA紧张通过一系列监管指标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旨在打通微不雅观稳健经营与宏不雅观谨严管理的关系掩护系统性金融稳定。
货币政策则紧张通过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等工具管理宏不雅观流动性，在经济大幅下行和金融大幅颠簸的情形下逆势注入根本货币或降落利率来掩护宏不雅观流动性并刺激需求复苏。
站在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急的角度，该当将疫情期间的金融稳定政策嵌入现有的“双支柱体系”内：一方面用MPA对金融机构进行微不雅观监测，在规范其稳健经营行为的同时，还要起到风险预警的浸染，创造某些指标可能涌现大幅恶化的机构，该当立即采纳防控方法；另一方面，通过适度放宽货币政策，采纳定向降息降准和放松成本融资条件等办法，为金融机构尤其是在疫情中受到影响较大的中小银行供应流动性支持，金融机构再在流动性宽松的根本上对企业加大信贷投放的支持。
除此之外，金融稳定委员会该当统筹各金融监管部门，加大对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稳定性管理，提高对跨境资金的监测和管控力度。
监管机构要督匆匆金融机构按照疫情期间的环境定期进行压力测试，对付可能发生挤兑的金融机构该当提前采纳戒备方法，防止疫情间接引发的重大次生金融风险。
而在地方层面，分外期间中心监管部门该当适度放权，类似中心疾控部门放权地方部门，提高地方金融管理局或金融办及央行分行和地方监管分局的行动灵巧度，向各机构下发疫情期间金融稳定防控细则，增加地方金融监管预算，让更理解区域金融风险形势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更好的承担起掩护金融稳定的任务。

五、结论与启迪

在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过程中，为防控疫情采纳的严厉牵制方法比疫情本身产生的影响要大，以是我们须要分清疫情对经济的原生冲击和次生冲击。
在理论剖析框架上，前者须要采取卫生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后者则要结合宏不雅观经济学的颠簸理论。
而要全面剖析中国的影响，还须要将能结合中国现实的发展经济学考虑在内。
以是疫情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一个领悟了卫生经济学、宏不雅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综合框架，理论界在这方面当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我们的疫情经济学剖析框架内，将当前的疫情与2003年的非典进行机器、静态的比拟是不严谨的，由于除了病毒特色有很大的不同外，中国17年间在经济社会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经济总量看已经成为天下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和家当构造更加繁芜精细，环球家当链已经高度领悟，这意味着对外生冲击的反馈后果将更加繁芜、更加不愿定。
城市化、交通举动步伐、区域一体化和都邑圈培植今是昨非，这些都大大提高了人口的聚拢和流动，增加了疫情防控的难度；除此之外，当前经济自身的下滑压力、高企的杠杆率和金融薄弱性、春节节日额外产生的人口流动等，都进一步加大了当前疫情防控的繁芜和困难程度。
当然，我们也须要把稳到当前更加丰富的家当构造带来的经济韧性，线上商业活动对线下的有效替代，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疫情期间因“休克疗法”形成的产出和需求缺口。
以是须要以动态的视角将本次疫情与过去进行比较，才能意识到当前的防控形势更加繁芜，当然可利用的积极成分和资源也更多，关键是如何通过更好的机制和模式进行合理的应对。

同样以新构建的疫情经济学为剖析框架，我们从宏不雅观总量、中不雅观构造和微不雅观行为三个层次进行全景扫描。
本次疫情的严重性表示在对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冲击上，这个用总供需曲线就可以得到大略而清晰的答案。
价格水平的变革则相对不愿定，取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移动间隔和价格弹性，价格弹性较低的生活必需品则可能面对较大的通胀压力。
对中不雅观行业和家当链的影响则相对繁芜，大部分行业的影响显而易见，有些太依赖职员聚拢和流动的行业比如交运、餐饮和旅游等，受到的冲击会非常严重。
考虑到中国制造业在环球家当链中的地位，疫情已经影响到了环球经济和家当布局，不用除有些薄弱的家当链和供应链发生断裂风险。
在微不雅观层面，疫情让企业真切感想熏染到了突发风险的严重性，匆匆使企业在现金流管理、柔性生产能力和创新型组织等方面进行变革。
疫情期间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薄弱，疫情产生的侵害和不愿定性会通过信用或杠杆、流动性、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投资者预期和环球化关联等六个渠道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尤其是环球化关联渠道，在各国金融市场大幅颠簸的情形下，高度戒备共振效应、短板效应和放大效应的叠加涌现，这很可能终极导致严重的环球金融危急。

在疫情对经济产生严重冲击的时候，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转会暂时失落灵，政府必须采纳相应的方法进行应对。
在我们构建的包含卫生经济学、宏不雅观颠簸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综合框架内，该当针对不同的冲击过程提出相应的应对政策，这个政策至少该当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在供给侧，要果断履行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综合减负”行动，包括减免疫情期间的部分或全部税收，减免或缓缴某个期间的“五险一金”，折衷干系部门降落或免除疫情防控期的贷款利息和房租租金，供应防护方法在疫情可控的条件下尽快复工复产；建立疫情纾困基金，对暂时现金流涌现问题的企业和个人进行救助等。
总之供给侧政策在疫情期间所作的便是通过降落经济运行本钱和保障生产函数的连续性，防止总供给曲线过度塌缩。
第二，在需求侧，该当采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或创造需求，填补由于疫情冲击造成的需求缺口。
在需求曲线快速塌缩的分外期间，单一的货币宽松政策很随意马虎造成流动性陷阱，单一的财政政策会由于赤字扩大抬升利率对经济造成严重的挤出效应，因此须要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积极合营。
但也要把稳戒备需求刺激政策带来的副浸染，比如积累债务风险、提高通胀压力和带来资产泡沫等。
第三，在戒备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须要在金融稳定委员会的组织统筹下，将疫情期间的金融风险防控功能内嵌于“MPA+货币政策”的双支柱体系内，在六大风险传导渠道进行“统筹安排、重点布防”，既要保障金融机构的谨严经营，又要通过充足的货币供给戒备宏不雅观金融风险。
除此之外还须要提高地方金融管理机构的行动灵巧度，对某些地区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提前采纳方法进行“隔离”和纾困，防止风险失落控后向全国蔓延，这跟疫情本身的防控具有相似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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