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de in 长安

长安镇夜晚的小摊贩。

到长安打寒假工的大学生。

顾西原站在新厂里，面带愁容。

长安镇傍晚放工时分，工人们离厂。

长安镇一家承接3D打印业务的公司。

一个小女孩儿在街边写作业。

长安汽车站等车的人。

工厂的零件。

中国有12个长安镇，唯独它，最不像镇。

这个只有81.5平方公里的小镇，2019年GDP超过760亿元，是广东省东莞市32个镇街中最高的，是中海内地很多县城的数倍。
它与深圳一河之隔，往西是虎门，往南是珠江口。
有一句话能够显示出这里“天下工厂”的地位——“东莞堵车，环球缺货”。
环球每年生产的智好手机，每8台中有1台是这里生产的，由于vivo与OPPO是长安镇乌沙村落的“租客”。

这里94%的人都是外地人，这里的租客，大致分两种：老板、工人。
顾西原也是乌沙村落的“租客”。
他租赁的厂房离OPPO工业园区的直线间隔只有500余米，不过比不了OPPO，他的企业只是生产一些不起眼的风机、五金制品或者冲压模具。
那些配件，是中国制造业家当链条上不那么被关注的一环。

往年过了正月初七初八就繁盛热闹繁荣起来的长安镇，在2020年的春天，由于疫情，显得格外安静。

2020年2月7日，东莞市公布15项减租减税等方法，支持莞企共克时艰。
即便如此，一些负面影响还是无法肃清。
原来每个月能够拿下300万元订单的生产线，闲置近半，顾西原见告，这次环球疫情对他的冲击高达50%。

5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2597.9亿元，同比低落27.4%。

按照原操持，顾西原准备在2020年轰轰烈烈地干一把，实现“产值过亿”。
先是2019年3月，他在湖南省一个县签下新智能农机的生产项目，并注资900万元成立一家新公司，接着在东莞市东城区租下三层楼置办了新的厂房，与一家环球著名的德国风机制造商签下2000万元的风机生产条约。

统统都搁置了。

打工的日子

把部分企业搬离长安，转移到中部，顾西原作出这个决定并不随意马虎。

长安路边，卷帘门上挂着的花花绿绿的招牌上，多写着“五金”“机器”“模具”“不锈钢”“抛光”。
2018年的数据显示，这里聚拢着五金模具生产企业1500多家、个体工商户6800多家。
老板们常说，不出长安，可以买到你须要的任何配件。
在穿镇而建的太安路，买模具乃至比买烟都随意马虎。

完全的家当配套，是很多企业老板很难割舍下长安的情由之一。
但他们也创造，多年以前长安的很多上风，正在消逝，比如房租、招工、人力本钱等。

黄代菊早就察觉到长安以及制造业的奇妙变革。
他已在制造业里摸爬滚打31年，他的一家模具加工厂开了24年。
眼下，员工忙着用3D技能打印出白色耳机壳儿。

厂子的规模不断缩小，工人越来越难招，如今每年保持着300万元旁边的流水。
“可能比上世纪90年代挣3万元更难过日子。
”身在个中的他，看得很淡。
“吃鲍鱼是过，吃青菜喝粥也是过。
”

1973年出生的黄代菊，用一口粤语普通话说，“广州以前是没有工业的。
东莞这边便是一片烂地。
” 如今门外便是省道上的一架叠起的立交桥，货色经此流向天下。

有人用“富得流油”来形容长安镇；有媒体2008年曾宣布该镇建筑可容纳4000人办公确当局大楼，引起争议；本地农人别墅群的社区新居与打工者拥挤简陋的集体宿舍共存于此；房价已涨至每平方米3万元。

“这大街上估计都看不到一个长安本地人。
”一个外地人说，他们（本地人）大多便是靠租金，家里假如有厂房的人，根本就不愁吃穿。

25年前，小学文化水平的21岁的顾西原，成为长安当年数十万流动人口中的一员。

他之以是来长安，是由于北漂7年回到四川老家后，从老家人那里嗅到了工厂的味道。
“进厂，是很神往的一个事情。
进厂便是工人了嘛，这个阶层就提高了一下，想想都爽。
”

顾西原有5个姊妹。
他当年去北京的时候，父亲说，“出去一个，能把家里的口粮存着，也不错。
”13岁的他便揣着贷款贷来的100元，独身只身前往北京。
在建筑工地打过工，在北京图书馆掠过玻璃，在通县磨过豆腐，在卤煮店当过小工，他从没找到一份稳定的事情。

1995年春天，顾西原背着铺盖卷，坐着火车到了东莞。

初来乍到，长安就让他饿了肚子。
这个21岁的小伙子和他的两个老乡，找事情的时候，被查暂住证的治安大队收走了身份证，包括手腕上的表和藏在鞋里的钱。
后来他们才知道被假治安大队骗了。

他们不得不在一个老乡开的早餐店赊早餐吃，赊了一个星期之后，还没找到事情，老乡再也不让他们吃了。

他更没想到的是，在这里，男人找事情有点儿困难。
一个缘故原由是男工已经太多了，另一个缘故原由是男工爱斗殴。
后来还是一个老乡说好话、卖可怜，他们三个才进了一个首饰厂做焊工。

那段日子，他每天要焊七八千个首饰，手指头磨破了，包扎好连续干，一天挣10元。
后来厂里来了一位做模具的师傅，他们听说是老板专程叫他过来的，给他买了机票，月人为3000元。

“我一年都挣不到3000块钱！
”顾西原那时候就想，“我一定要学这个玩意儿。
这个地方不能干了。
”

后来他托一位老乡，进了一个台湾老板的五金厂，再后来去了一位喷鼻香港老板开的冲压制品厂。
从一个月300元的普工干起，到升为模具科主管，顾西原花了8年的韶光。
起初，工厂要从包括顾西原在内的三个工人里选一个人，学习做模具，终极留下了他。

有人用诗描述过行业：将一块坚硬的钢材/打造成你想要的样子容貌/汽车外壳/手机配件/矿泉水瓶/生活的形状/皆可成模。
但实际上的事情并无诗意，那时，顾西原最害怕的是没活干。
“你要知道，没活干可能会被炒掉。
”

“那时来这个地方打工的人实在太多了，每天有人找不到事情。
”顾西原说，“当时哪里有红纸，就解释有招聘，每每红纸一贴出去，不到十分钟，就一二百人围在那里，哪怕有时候只招一个人。
” 那时的工厂从来不愁招不到人。

长安镇《人口普查情形表》显示，1982年本地户籍人口2.55万，无外来流动人口。
1990年外来流动人口3.11万，2000年55.99万，2008年69.01万人。
曾经逃港成风的小镇，成为外来务工者蜂拥而至的地方。

从“不挑剔”到“挑剔”

在顾西原的印象里，21世纪开头的几年，是长安镇发展最快的几年。
“冲压机都是印钞机，一台机一天可以做到两万块钱！
”也是那段儿韶光，“我们民企觉醒了。
”顾西原见告中青报中青网，自己便是在2003年年底，从打工仔，变成了“老板”。

在顾西原眼里，那是中国制造业“野蛮成长”的年代，也是最随意马虎赢利的年代。

据《长安镇志》的数据，长安镇的外资企业2002年达到了1666家，个中“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置、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企业1312家，民营企业数量达到512家。
在后来的十几年间，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长，并逐渐超过外资企业数量。

2005年曾有媒体宣布，在长安镇600多家民营企业中，有60%从事机器模具五金行业生产和发卖，“中国五金模具重镇”已初具成效。
在顾西原的影象里，那几年浩瀚小厂逐步崛起，并逐步吞掉了大厂。
他坦言，那时候他办厂“纯粹是为了赢利”。

他们做过啤酒瓶的开瓶器，做过音响、电脑配件，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他们还做过300万个奥运会纪念品。
一个从办厂之初就跟随顾西原的老员工说，那是“拿来什么做什么”的日子，“不挑剔。
”至今开瓶器的模子还在厂房里放着，最早购入的冲压机已经褪色。

“我们搞技能的不懂跑业务。
客户来图，我们加工。
”顾西原记得，起初的一部分单子，一定程度上是靠“酒”拉到的。
顾西原至今酒量也并不算好，在办厂之前很少饮酒。
后来不得不常常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但买卖便是在宴席上谈成的。

多年往后，顾西原回顾起来以为，那时候工厂的生产模式比较粗放，但也正是在2008年，很多大事挤在一起了，先是南方暴雪，接着是汶川特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从未听说过的“金融危急”，这些让他走到了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并之后迎来了他对中国制造的第一次思考，在与工厂的第一次转型。

“那阵子想去世的心都有。
每天有人打电话要钱。
”顾西原说，他只好关机躲债，后来一度发不下人为，靠卖工厂里的废物坚持生活。
很长一段韶光，接不到一个单子，尤其是外贸订单。
那一年他察觉到金融危急来，是与索尼签下的订单停息交货。
原来每个月要交50万元的货，一下子停了，那是工厂一大半生产量。

过去17年里，他的厂搬了5次，大多数时候都是为扩大生产规模，唯独2008年那次是由于缩小规模而迁居的。
工厂从高峰时的50多个工人，滑落到包括他和妻子在内只剩4个人。
那段韶光，长安镇上厂子倒闭的倒闭，迁居的迁居，老板跑路的跑路。

直到后来朋友先容了一个做风轮的单子，让他报价。
“别人都是报10万元一套，我一算3万元，答应他20天出样品。
”顾西原很是冲动，“老板当场就给了3万元。
”他说当时大概一个星期没在床上睡过觉，困了就在沙发上躺一下，仅剩的几个员工冒死地做，“机器一响，就睡得喷鼻香。
”那个产品也让他一下子从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回血”。

曾经引以为傲的全国出口创汇第一镇，遭受重创。
顾西原以为，当年之以是自己能够以那么低的价格拿下那一单，是由于他懂技能。
2008年纪后，他开始思考很多像他一样的五金厂，在风暴中倒下的缘故原由。
倒下的缘故原由有三角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

“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都是大略的加工单，有些是贸易公司转过三手的加工单。
”顾西原以为，不能再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做，要建立起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在做过一系列调研之后，他决定专注于与“风”有关的产品的开拓与生产。
这也是多年来他的上风所在，以及2020年能够与挑剔的德国风机制造商签下订单的缘由。

妻子张小燕记得，也是2008年纪后，买卖开始进入网络时期，他们不再大略地依赖线下找关系、靠饮酒拉单，而是将店铺挂上网络，一些订单主动找来了。

比较于自己的小本买卖，那一年不少港资、台资的大厂也去世掉了。
“他们人多，管理本钱高，反而是小厂开支少，灵巧，生命力强。
”但顾西原心里清楚，“中国的制造业还是喷鼻香港、台湾地区，帮我们支撑起来的。
我们从那里学到了技能，然后逐步地发展起来。
”如今顾西原身边的这群70后老板们，年轻时大多都在港资或台资企业里当过打工仔，那时候的长安镇90%是喷鼻香港、台湾的贩子投资建厂。
顾西原以为，即便他们在这里赚了钱，也是他们“该当赚的”。

制造业的困境

从2008年的金融危急中走出来，顾西原的买卖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长安镇也开始“腾笼换鸟，”淘汰掉队产能，推进地方的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中国电子信息家当重镇和中国机器五金模具名镇”。

这里的山被开拓成旅游景区和高尔夫球场，农田推成厂房，这里的地皮在18年前，就已经只剩下十分之一的耕地留给农人，陆地面积因工厂大楼的兴建而变得紧张起来，海岸正向珠江三角洲连续延伸，企业偷排造成的环保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那些街道含着安、宏、振、兴、富、荣、盛等这些美好的字眼，太安路边医院楼顶打出的“工伤“招牌，引人瞩目。

镇上这家医院的骨科年夜夫，同时也是长安人的唐志宏眼里，也感想熏染到长安镇奇妙的变革，多年以来，工伤类的病人少了。

“以前每个月能收到十几二十个，现在能碰着一两个就不得明晰。
”严重程度也在降落，以前他见到过一全体胳膊断了，或者手掌都压没了。
如今一样平常都是小伤，比如有时候工人自己锤到自己的手指头。

“最底层的手工制造最随意马虎失事。
”唐志宏说，许多制造业，多在服装厂、五金模具厂之类。
2008年后逐步转型，大量“三来一补”的服装厂纷纭搬离，他们像当初从喷鼻香港搬到内地一样，再搬去东南亚或者内地劳动力本钱更低的地方另谋出路。
一家当年没搬走的做缝纫机的港资企业，后来把规模压缩到十分之一。

很多人都意识到，长安镇的劳动力本钱上风，正在消逝。
紧接着，用工荒、原材料价格上涨、社保包袱增大、环保、消防的压力增大、厂房租金不断上涨，“野蛮成长”结束，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的前30年的诸多上风，有的也正一点点消逝。
顾西原的觉得是，从2015年开始，一种比较悲观的感情，在他所熟习的民营企业圈子里蔓延开来，他们一年比一年以为制造业发展困难，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

企业为招不到得当的工人发愁，曾经与顾西原在同一个港资五金厂打工的工友，转型生产机器人，开始考试测验用自动化取代人力；房租从每平方米8元涨到每平方米28元，乃至更高，近年来厂房多被二手房东把控，租金不断抬高，有朋友在几年前迁往东南亚办厂。

有老板笑称：“我们是在给房东打工。
”

“由于你做实业的老板开始就不会想到这些，就不想到这些歪歪肠子，像我们脑袋里面肯定想的是这个产品、研发。
”顾西原见告。

长安镇政府的一位事情职员见告，政府也意识到了二房东的问题，他们也在想办法办理。
在那些贴着“招租”的厂房，电话去问时，基本上很难找到不是二房东的厂房。
他们大多是从村落委会那里拿到屋子，再转手卖出去。

一个生产电风扇的老板，给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卖出去的是10元的东西，按正常材料本钱占60%，减掉供应商的材料还剩4元，人工本钱按10%至15%，增值税13个点，扣除其他管理费10%，可能只剩两元，两元里还有房租和公司一些其他开支。
顾西原说，终极算下来“产品出来不赢利咯”。

“我们中小民营企业，办理了很大一部分就业。
”顾西原的一位朋友说，“利润没了，还怎么搞研发和创新？”

“制造业中低端我们已经做不来了，现在中端也饱和了。
”黄代菊瞅了瞅自己脚上的那双旧运动鞋，“我们穿的鞋，都是在这边做。
”但那些厂子，在2008年前后，就已经陆续转移，“有一个厂子一万七八千人，全没了。
”一个在长安待了十多年的工人说，放工时人流如织的场面，已经消逝不见多年。

顾西原身边已经有朋友前往东南亚，缘故原由紧张是考虑人工本钱。
“人为1500元一个月，是咱们这边儿的一半还低。
”“本钱是低，但是这些人干事不如中国人勤快。
”很多人都说，那不过是30年前中国的样子，也是30多年前长安的样子。

从劳动力角度来讲，东南亚的劳工并没有中国劳动力那样吃苦刻苦，他们不愿加班更善于“维权”；从家当链上来说，制造业家当链繁芜多样，长安镇完善的家当配套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效率。
终极那个前往东南亚的厂，以“亏了几百万”告终。
何况搬厂用度，也是一笔不小的用度。

等到2019年，迁与不迁，顾西原已不再犹豫。

2019年3月，顾西原在湖南省一个县签下新项目，准备在那里的工业园区新办一个厂房。
当地给他供应了地租、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人工本钱也会降落。

最近，顾西原奔波于湖南新厂与东莞老厂之间。
他正在逐步地将他的战线拉到内地。
但新的问题是，家当配套相对而言，不如长安镇，“比如你想在那儿买一个螺丝，可能都买不到。
”以是他做了两手准备，他先不放弃长安的厂房，同时将一部分生产线迁往内地，以更好地过渡。

他的一个朋友见告，“往人工便宜的方向地方去，本身就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你真的要想长久，就要用机器手代替人。
”可顾西原以为，究竟会有事情是机器无法替代的，而且各项本钱仍旧在抬高。
一家机器人生产企业，与顾西原一同在湖南这个县签下了新的生产项目，同时决定保留长安镇的厂房，作为展览与发卖的地方。

长安镇理发店老板手里的推子，在2008年后，推过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那是一个位置比较偏的小门面，屋里有6把椅子和一个学徒。
顾西原在这里剪了近20年头发，价格从5元到10元，再到20元。
那时候请了五六个姑娘做帮手，如今只有老板一人在店里忙活。

以至于当顾西原见告老板，自己准备去湖南开厂时，理发店的老板提醒他，给自己留个位置。

“让我最担忧的一件事”

“现在让我最担忧、最痛楚的一件事，是后继无人。
”顾西原不止一次提到这件事，“我们现在没有可培养的年轻人。
”

他担心厂子里的技工被挖走，也焦虑招不到更好的技能人才，“人才是企业最核心的。
”他说，在他目之所及都是银灰色的金属制品的院子里，工人紧张是70后、80后，已没什么年轻人乐意来学这门技能。
“我们这一代人老了怎么办？”顾西原问道。
他又想起20年前，那个不愁没有学徒的长安。

据《工人日报》宣布，高职扩招的2019年，湖南一所职校的招生人数创了建校以来最高记录，个中照顾护士、司帐、电子商务等专业非常火爆，然而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两次招生只招到16人，惨不忍睹，后被迫停开。
该专业是那所职校的招牌。

顾西原想用企业文化和伟大的空想，留住工人。
他哀求《弟子规》每个人都要会背，院子的墙上张贴着“仁义礼智信”的字样，有时候顾西原会跟员工们谈他的空想。
有工人见告，实在他们并不是很在意背诵《弟子规》这回事儿。
企业的空想，他们乃至不那么关心。
他们只是希望在过年回家前，能够快一点儿拿到人为和奖金，以及涨薪。

一个随着顾西原干了多年的员工，最近在考虑要不要离开，由于“人为太低”。
顾西原也知道，“现在我们做企业，做到这样子不完备是为赢利，首先我要养活随着我的兄弟。
”

一家长安镇的人力资源公司，每年能够招来数万名大学生，送往广东的各种工厂，比如比亚迪、富士康，打寒假工、暑假工。
他们更多的是想来挣些零费钱，体验体验生活。
一旦问他们毕业后是否乐意进厂，他们都摇头。

“我们的下一代小孩儿，你要问他干什么？‘我要做网红。
’大家都做了网红，谁来干事？谁来做制造业？”顾西原所知道的那些年轻人，有的去送外卖，有的去开直播，有的去跑发卖。
人的流失落，制造业险些没有招架之力。
但他还是以为，没有制造业，中国的经济是弗成的。

最近一个做网红孵化的老板拉他一起用饭，带他参不雅观网红孵化基地，看他是否有兴趣投资。
顾西原很谨慎，他还是更相信实业，风口上的一些领域他一样平常不会去碰，包括房地产。
在顾西原眼里，“很多项目是经济泡沫，如果爆炸，会去世得很惨。
”

“如果一定要说有蓝海的话，那便是你最懂的那个行业。
”他曾经被拉去投资做美容护肤品，末了钱也赔进去了。
他只当费钱买了教训。
“力不到，不为财。
”这是他信奉的准则。

他也相信，这个充满不愿定的2020，一定挺得过去。
（见习 李强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