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勒工名”与传统工匠精神传承

“物勒工名”是指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面,以方便管理者考验产品质量。

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手工业管理制度，《礼记月令》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大量刻画着工匠名字的出土文物解释这一制度起源很早，源远流长。
某种意义来说，“物勒工名”是我国最早的问责制，它不仅是产品质量的主要保障，也是传统工匠精神传承的主要担保。

“物勒工名”制度源远流长

“物勒工名”制度涌如今春秋战国期间。
早在商周期间即有在青铜器上刻记人名的征象，但此时多是标明物品的所有者，并非制作者。
将制造者名字刻上器物的情形涌如今春秋战国期间，当时，有些器物上还涌现了主造人和监造人的名字，如《殷周金文集成》所录的“十一年蔺令矛”上刻有“十一年，蔺令肖狈、下库工师臤石、冶人参所铸钴户者”的铭文，记录了令（主持者）、工师（监造者）、冶人（制作者）的名字。
这种征象在变法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的秦国也大量涌现。

秦朝实现了国家统一，“物勒工名”制度也随之被进一步强化，不仅在实践中加强考察，在法律上也得以强化，这在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详细的规定，如《工律》说“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髹书之”。
又《效律》云:“公器不久刻者，官啬夫赀一盾。
”这解释“物勒工名”制度在秦朝就以法定的形式固定下来。

汉承秦制，“物勒工名”制度的履行日臻完备，其显著标志是，这一制度已深入到官营手工业的各个方面，目前在一些铜器、漆器、铁器、骨签等出土文物上均创造有铭文，而且铭刻内容较为丰富，如1956年，在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出土的漆耳杯上题字云：“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丹画木黄耳棓，容一升十六籥；素工昌、休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丹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掾林，守令史谭主。
”铭文先容了产品制造的韶光、地点、参与制造和监督职员的名单。
这解释，在汉代，“物勒工名”制度已经相称成熟。

唐朝在继承前代“物勒工名”制度的根本上，对该制度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一方面，政府为了确保官营手工业技能领域后继有人，对手工业实施工匠征集制度，为工匠设立“匠籍”，子弟要世袭匠籍。
另一方面，政府把“物勒工名”制度和工匠的培养考察结合起来，如《新唐书百官志》记载：“细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矟之工，二年；……年末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
”这一材料解释唐代对属于“细镂之工”的金银工匠及金银器制造，从工匠技艺的培训，到产品的制造、管理等方面均有一套严格的制度。
由于政府看重对工匠的培训与考察，唐代呈现出了一批技艺博识的工匠或工匠家族。
如曾参与建造昭陵、翠微宫、玉华宫等大型工程的阎立德，便是唐代精彩的建筑工程师。

明清期间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的高峰，政府对手工业尤其是官营手工业的管理自然更加严格，“勒名”制度也更为规范、详细，最突出的是在工程材料上都要层层勒名。
南京明城墙即为范例的代表。
栉风沐雨六百余年，南京明城墙至今仍旧雄伟坚固，个华夏因很多，有一个细节格外值得关注，每块城墙砖背后的勒名与当时严格的任务制是密不可分的。
如在一块“黄州府蕲水县”铭文城砖上刻有67个字，记录了十一级烧砖任务人：黄州府提调官同知曹振祖、司吏黄玑，蕲州提调官判官马彝、司吏倪琦，蕲水县提调官主簿夏时中、司吏谢原，总甲李谷云、甲首叶邦泰、小甲徐贵，窑匠黄益，造砖人夫何兴。
这是目前南京城墙上创造的任务层级最多的一块。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构造严密、层次分明的质量任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上到府县官吏、下到详细做砖的窑匠、民夫，包括基层的总甲、甲首、小甲等管理或者包办职员都要把名字刻在砖上。
这种精确到人的任务制，有效加强了制砖工序的管理和监督。

“物勒工名”制度何以长期延续

我国古代“物勒工名”的手工业管理制度历史悠久，在担保产品或者工程质量方面发挥了主要浸染。
这一制度之以是产生并长期延续，紧张有如下几方面的缘故原由。

提升产品质量的哀求。
周平王迁都后，原有的统治秩序被冲破，国家间的竞争和对抗不断升级，春秋战国期间国家间战役频繁，诸多诸侯国在战役中灰飞烟灭。
《管子兵法》指出“东西巧，则伐而不费”，解释在冷兵器时期，武器装备的质量对战役的胜负影响极大。
面对死活存亡的严厉形势，各国都纷纭提升了对武器装备的质量哀求，“物勒工名”的任务深究制度便应运而生了。
因而我们把稳到，这一期间勒名的多为戈、矛等战役利器。
另一方面，在古代社会，官营手工业产品多供应给统治集团享用，“犀象珠玉，……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咤”（《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这些物品对质量的哀求自然很高。
统治集团积极助推“物勒工名”制度也是为了知足其自身奢侈生活的需求。

社会分工的须要。
春秋战国期间，手工业发展迅速，技能更为繁芜、成熟，同时新的生产部门不断呈现，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
《考工记》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类工种，反响出当时中国所达到的科技及工艺水平。
越来越细致的社会分工，让生产技能日益专业化，一件产品的完成须要多个工种的合营，只要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影响全体产品的质量。
这就须要一种质量监督管理制度来担保产品的质量，在产品涌现质量问题时，能够有效地进行追责，在这种形势下，“物勒工名”制度的产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技能博识的私营手工业者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上风，纷纭借鉴官营手工业“物勒工名”的做法，主动在商品上刻下自己的名号，来标识和推销自己的产品，这便成为牌号的雏形。
早在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民间陶器上便涌现了“咸完里奢”“咸沙里突”的字样。
这些手工业者在陶器上刻上自己的住处和名字，以与他人差异开来，目的在于彰显自己博识的制作技能。
到了宋朝，便形成了产品的品牌和牌号。
后来一些品牌成为百年迈字号，涌现了如“张小泉”剪刀、“王麻子”刀剪、洛阳老城的“济世堂李占标膏药”等著名的品牌，这些名称本身成为产品质量过硬的符号象征。
可见，民间手工业者的推动也是“物勒工名”制度得以发展的主要成分。

“物勒工名”制度与传统工匠精神

自古以来，我国先民就看重追求工匠精神，如《礼记》云“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考工记》指出，“百工之事，皆贤人之作也”。
传统的工匠精神紧张包括精益求精、敬业专一、老实取信等内容。
“物勒工名”制度对传统工匠精神的形成和传承有着重要的推动浸染。

精益求精。
中国古代工匠极为重视生产技能上的精益求精，《诗经》中即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说法，切、磋、琢、磨都是在生产中反复进行加工的动作，可见早在先秦期间工匠们就重视产品加工中的质量问题了。
“物勒工名”制度之下，统治者制订了严格的质量监管体系，工匠们为了掩护自己的荣誉，对产品的质量哀求也很高，如在制作车辆时，哀求车轮达到的技能哀求是：“规之以眡其圜也，萭之以眡其匡也，县之以眡其辐之直也……”（《考工记》）。
意即车轮圆不圆，辐与牙相交处是不是直角，高下车辐是否成一条直线，两个轮子沉入水中的深度是否相等都负责对待，一丝不苟。
在追求产品质量的过程中，工匠们逐渐形成了精益求精的意识。

敬业专一。
“物勒工名”作为一种制度长期约束着工匠这一群体，对其产生的精神影响是很大的，在这种哀求和压力之下，工匠必须对自己的产品质量卖力，负责劳作，兢兢业业，久而久之就内化为“敬业专一”的意识和实践。
《礼记月令》有云，“物勒工名，以考其诚”，这里的“诚”便是敬业专一的表示，其哀求是“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指出优质的产品应该是“精良的”，而不是“奇异的”，而精良的产品必须通过敬业专一的“功致”生产出来。

老实取信。
我国先民十分重视诚信，唐代名臣魏征说“德礼诚信，国之大纲”（《贞不雅观政要诚信》），把诚信作为治国之大纲加以强调。
诚信精神在“物勒工名”制度中也得到充分的表示。
“物勒工名”制度下，每一件产品都有明确的任务人，政府对不合格产品的追查和处理也十分严格。
《秦律杂抄》规定：“禀卒兵，不完善（缮），丞、库啬夫、吏赀二甲，法废”，也便是说在士兵利用武器的过程中，如果创造质量问题，武器的制造者将被罚款，乃至被追责。
“物勒工名”制度让“以次充好”的行为没有生存空间，彰显了对消费者的诚信。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27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