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食器 钟鸣鼎食

中国古代青铜食器起源甚早，源远流长，经夏商周三代而臻于兴盛。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曾出土一件距今3500多年的平底圆鼎。
商代之后，青铜食器逐渐作为主角登上历史舞台。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杜岭方鼎，便是目前所见商代前期形体最大的青铜鼎。
商代后期也便是殷墟期间，青铜食器开始以特定的组合办法涌现，不但规模数量大幅度提升，而且面貌互异，佳构迭出。
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后母戊鼎(图③)，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达832.84公斤，造型雄伟，气势恢宏，1939年一经创造就备受瞩目，如今已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代表性珍藏之一。

青铜食器按其功能可以细分为烹煮器、盛食器、挹取器、切肉器等，个中烹煮盛食器种类数量最多，像鼎、簋(gu)、鬲(l)、豆等都是后人耳熟能详的门类。

烹煮器：鼎、鬲、甗

烹煮器紧张有鼎、鬲、甗(yn)。

鼎是殷周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主要的器类，紧张用来烹煮肉食。
商周墓葬出土的铜鼎内每每存有牛、羊、猪、鱼、鸡等各种动物遗骨，考古资料也证明了鼎的确切用场。

鬲的功能和鼎相似，也是烹煮肉食的(图①：西周戜(di)伯鬲)。
这点由东周随葬陶鬲中创造有豚骨可推知。

甗的上半部分为甑(zng)，下半部分为鬲(也有作鼎形的)，中间有箄(b)，箄上有孔，甑置食品，鬲盛水，下举火煮水，以蒸汽加热食品，浸染同于现在的蒸锅。
著名的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图⑥)，由三个甑和一个长方形案状的鬲组成，案上有三个圈形孔灶，用来承置甑体，不仅放置稳当，而且一次能加温蒸好三份饭，构思非常奇巧。

盛食器：簋、盨、簠、敦、豆

盛食器则紧张包括簋、盨(x)(图⑦：西周鲁司徒伯吴盨)、簠(f)(图④：春秋卷曲夔纹簠)、敦(du)、豆，紧张用于盛放黍稷稻粱等主食。
豆还可以盛放肉酱、肉汁、酱菜等食品，相称于本日的菜盘(图②：战国嵌红铜兽纹豆)。

挹取器匕、切肉器俎

挹取器指的是匕，多放置于鼎、鬲、甗等器中，紧张用来取肉食、饭食。
切肉器指的是俎，是切肉用的几案，俎面上多有镂孔，便于在切肉时挤压出的肉汁渗流。
(图⑤：春秋王子臣俎)从功能上看，这些食器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比如鼎、俎、匕便是一套完全处理肉食的装备，用匕将肉从鼎中取出，放置在俎上切分，用于敬拜和宴飨。

西周以降，周人重食，鼎簋等食器进而升级成为青铜礼器的核心，鼎为奇数、簋为偶数，形成“列鼎”的器用制度，即所谓“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某些情形下盨、簠也可以代替簋的位置。
这种青铜食器礼器化的场景，还被频频载入诗歌。
《诗经周颂丝衣》云“鼐(ni)鼎及鼒(z)，兕(s，古代犀牛一类的兽名)觥(gng)其觩(qi)”，描述的正是周王敬拜见礼时的盛况，鼐指大鼎，鼒为小鼎，“鼐鼎及鼒”的意思便是尺寸大小有等差的一套鼎。
考古创造也证明了这一描述。
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八号墓出土有五件晋侯苏鼎，它们造型、纹样、铭文全部相同，仅大小尺寸呈递减陈设，这组晋侯苏列鼎显然是《丝衣》这首古诗生动的注脚。

由此看来，古代中国青铜食器不仅纯挚作为实用器，而且被授予了分外的义务，彰显的是尊卑贵贱的社会地位，是等级身份和行为规范的标志，由此形成独特的礼器体系，正所谓“藏礼于器”。

例如1978年陕西扶风齐村落出土的簋，体量巨大，通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腹深23厘米，重达60公斤，是存世商周青铜簋中最大的一件，而它的主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周厉王。
《诗经小雅伐木》云“於(w)粲洒埽，陈馈八簋”，说的是天子九鼎八簋，通过这一件器物，我们就可以遥想西周天子气候是何等的恢弘磅礴。
西周青铜食器高度发达，还涌现了很多新的器型，如簠、盨等。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内史盨，便是年代最早的青铜盨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名器西周大盂鼎，鼎内铸有铭文291字，个中一段铭文记载的是贩子因纵酒误国，甚至亡国的史实，使我们不由遐想到商纣王“以酒为池”的恶迹，这也是目前创造的唯一有关贩子纵酒亡国的实物证据。

东周期间，列国诸侯纷争不休，青铜文化呈现出光鲜的地域差异，青铜食器也不例外，显得争奇斗艳。

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出土的七件王子午鼎是一套列鼎，器主是楚庄王之子王子午，个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7.4厘米、口径66厘米、重110.4公斤，出土时还附有一铜匕，是挹取鼎中之肉的工具。
这种平底束腰形制的鼎，是东周期间楚文化的代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长江下贱乃至广东、广西等南方地区，则盛行一种被称作“越式鼎”的三足细瘦外撇的铜鼎，极具地方特色。
至于河北、北京一带，则常见一种世称“燕式豆”的铜豆，同样别具一格。
由此可见，东周期间铜豆的地位上升，常与鼎作为固定组合涌现。

历经数千年的沧桑，那些觥筹交错的场面早已埋没于历史深处，但留存至今的一件件青铜食器足以让我们浮想联翩，去回味那个钟鸣鼎食的时期。
毋庸置疑，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青铜食器，早已分开了其本身的实用意义，演化为国家政权、社稷秩序的象征，进而又演化为中华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并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本报王珏整理。
图片由国家博物馆供应)

版式设计：沈亦伶

《 公民日报 》( 2020年01月25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