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长蕴含的工业化规律（光辉的进程 深刻的启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新中国成立前，虽然我国已经存在一定比重的工业经济，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是重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操持期间开始的。
1953年，全国83.1%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仅为8.0%，工业增加值占海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仅为17.6%。

第一个五年操持结束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3.2%。
此后，我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78年达到44.1%，但也形成了重工业占比过高的工业经济构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按照生产力发展哀求调度所有制构造，按照比较上风原则调度家当构造，工业化快速推进，用几十年韶光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
目前，我国已成为天下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色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天下第一。
总结新中国70年工业化规律，有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出发点上雕琢奋进、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可以为丰富发展经济学贡献中国聪慧。

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发挥比较上风

在一个贫穷掉队的国家，经济培植最紧张的任务便是加快工业化进程，改变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构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摆在主要位置，在推进什么样的工业化、如何推进工业化方面进行了较永劫光探索，经历了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发挥比较上风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履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计策。
履行这一计策有其特定历史背景。
当时西方国家的封锁形成诸多发展瓶颈，必须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冲破。
石油工业便是一个范例例子。
作为当时不可或缺却被“卡脖子”的计策性家当，独立重生实现石油自给自足，既是不得已而为之，更是不可不为之事。
与此类似的还有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核工业和航天工业。
这些领域正是由于被授予优先地位，才实现了打破性发展。
可见，重工业优先发展计策有其合理性，但也造成轻重工业比例失落调。
1952—1978年，我国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4%，重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2.1%，重工业所占比重从35.5%大幅度提高到56.9%。
这种经济构造带来资源配置扭曲、工业企业效率拙劣等问题，也造成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落调，公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得到明显改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编制的建立健全和改革开流放渐深入，市场配置资源范围快速扩大，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扭曲得到纠正，经济主体实现多元化，我国工业化发展路径转向看重发挥比较上风。
一个主要特点便是劳动密集型家当得到更快发展，吸纳了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既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又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特殊是在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我国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比较上风和国际竞争力，积极融入环球家当链，成为天下制造业中央。
我国度当构造大大优化，20世纪80年代，轻工业增长快于重工业，畸轻畸重的家当构造得到调度；20世纪90年代，轻工业和重工业开始均衡发展；2000年往后，随着比较上风变革和中西部地区根本举动步伐投资加强，重工业产值增长速率再次快于轻工业，家当构造更加稳健、均衡。
我国工业化与对外开放相辅相成。
从20世纪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履行沿海开放计策，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加入天下贸易组织而努力，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我国全方位拥抱经济环球化，充分融入环球供应链、家当链、代价链。
我国海内生产总值占天下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目前的约16%，多年来对天下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发挥比较上风，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最主要的实践，也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积累了在一个后发国家推进工业化的宝贵履历。

精确处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当代化、技能进步之间的关系

我国70年工业化进程的另一条履历是，要把工业化作为当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精确处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当代化、技能进步之间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工业优先发展计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不折衷的问题。
重工业具有成本密集度高、家当配套效应不明显的特色。
重工业优先发展并不能创造大量非田舍当就业岗位，也难以充分发挥区域辐射功能，这就导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工业化的后续动力不敷。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沿海地区发挥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上风，遵照家当集聚产生规模经济的经济规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达发展，促进了城镇化快速发展。
进入21世纪，在区域折衷发展计策的推动下，中西部地区根本举动步伐条件得到改进，开始承接沿海地区制造业转移，城镇化速率也呈现后来居上的势头。
1978—2017年，我国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化率以同期天下上最快的速率提高，城镇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工业化与城镇化逐渐趋于同步。

在农业比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逐步低落这一规律的浸染下，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进入城镇非田舍当就业，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屯子的阶段，支农、惠农政策力度前所未有。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以农业机器化为标志的农业当代化加快发展。
1978—2017年，农业机器总动力以年均5.6%的速率增长。
2003—2017年，农用大中型拖沓机及其配套农具的数量年均增长率均超过1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道为核心的党中心进一步深化对工业化规律的认识，强调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当代化同步发展。
这既是深刻吸取国内外发展履历的理论升华，又表示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特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前辈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领悟。
这将让工业化插上科技创新的翅膀，是主动顺应和引领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的有效举措。
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把村落庄振兴计策作为一项国家发展计策，与“四化同步”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涌现过农业萎缩、屯子凋敝和农人生活改进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同时履行以农业屯子当代化为总目标的村落庄振兴计策，是“四化同步”发展的一项重大支配，表示我国社会主义当代化的内在哀求，旨在探索一条近14亿人的共同富余之路。

近年来，我国人口构造有所变革，劳动年事人口开始负增长，劳动力人为上涨速率加快，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上风趋于减弱。
这一新形势新特点，更加凸显了“四化同步”发展的主要意义。
一方面，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中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仍旧较大，可以形成一个海内版的制造业雁阵模式，促进制造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扩散，延续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特殊是信息化的成果，可以加快节制核心技能、得到核心竞争力，通过新型工业化提升我国制造业在环球代价链中的位置。

以劳动生产率提高勾引家当构造演进

从各国履历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并不是遵照直线轨迹推进，而是按照倒U形曲线变革。
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常日会先经历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达到峰值后便转而缓慢低落。
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落，既可能是在较高工业化阶段家当构造自然演进的结果，也可能是在条件尚未成熟时过早“去工业化”的结果。
我们可以从制造业比重开始低落时的条件成熟度(以天下银行定义的人均收入组别作为发展阶段特色)、农业比重(以此作为家当构造特色)以及制造业比重低落后的结果三方面来不雅观察这一征象。

第一类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低落可谓迎刃而解。
在由升到降的迁移转变点上，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已达高收入国家标准，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降到很低水平；农业比重低落之后，其制造业在环球代价链中的位置加快提升，全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保持发达的制造业大国地位。
第二类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低落具有不成熟的性子。
不才降的时点上，人均GDP仍旧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水平，农业比重偏高；在农业比重低落之后，制造业转型升级并不堪利，国际竞争力低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率不敷以支撑经济持续康健发展。
以人均GDP标准判断，这类国家迄本年夜多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拉美一些国家是这方面的范例。

由此可以归纳出三点规律性认识：第一，工业化推进到一定阶段后，高速工业化一定要转向以技能创新和构造升级为内涵的工业化新阶段，此时制造业比重低落具有一定性。
第二，当农业比重降至较低水平、不存在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压力且第三家当处于较高发展水平时，制造业比重低落不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降落。
第三，制造业比重低落，绝不意味着该家当的主要性降落，相反，新的工业化阶段是制造业攀升代价链阶梯的关键期间。

比照国际履历，我国应该防止过早去工业化。
党的十九大提出，“培植当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培植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前辈制造业”。
要贯彻落实这些重大支配，防止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低落，给制造业向技能密集型高端升级、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做事业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留出足够韶光，促进核心技能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从而得到新的环球代价链位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 公民日报 》( 2019年08月28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