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实用：快递丢了怎么办只能认栽吗？一文说清物品损失限额赔偿
编辑：[db:作者] 时间：2024-08-25 07:02:41
根据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我国快递业务量逐年增长，2019年打破600亿件，间接推动经济增量达到1. 37万亿。快递物品丢失毁损的民事赔偿任务涉及快递企业的运行本钱、运行构造以及消费者自身的权柄，进而影响快递运输行业的发展和消费者权柄保护的整体推进。
一、《邮政法》47条的法律适用与平等、公正代价的规范意义
基于快递业务的法律规范集中于《邮政法》《快递暂行条例》，快递物品毁损灭失落的民事任务聚焦于《邮政法》47条。
（一）《邮政法》47条在快递做事条约中的适用
1.基本方法与数据
在“威科先行”上搜索，提及《邮政法》47条的案例有234篇，韶光期限截止到2019年12月5日。在上述搜索结果中连续添加关键词“快递”，得出191篇案例。可见涉及《邮政法》47条的案件中，大多数是关于快递做事条约的案件。在“法院裁判情由和依据”位置检索《邮政法》47条，得出案件180个，并筛除一些不匹配的案例，整理得出有效案件169个，各种型案件数量如表1所示。在151个快递做事案件中统计得出法律裁判的详细环境及案件数量如表2所示。
表1 各种型做事案件数量表
邮政登记信10个给据邮件8个快递保价36个151个未保价115个
表2 快递做事案件的详细环境及案件数量表
未保价115适用第47条第1款（二）项16个适用第47条第2款、第3款33个不适用第47条规定，按实际丢失赔偿40个按快递做事公司的赔偿标准22个其他打算方法4个保价36按保价赔偿32个存在故意/重大过失落，不适用保价条款4个
如上统计，确实解释了我国快递物品毁损灭失落的赔偿问题有一定的繁芜性、多元性。由此可见，快递物品保价的，按照保价赔偿是法院裁判的常见做法，纵然是按照实际丢失来赔偿，法院为符合《邮政法》47条第3款的规定也会以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落作为按照保价赔偿的例外。如果快递物品未保价的，直接适用第47条第1款第（二）项的案件占13. 9%（16/115），个中受到第2款或第3款约束的案件有28. 7%（33/115），按照与快递做事公司约定标准进行赔偿的案件占比达到19. 1%（22/115），而按照实际丢失赔偿的案件则有34. 8%（40/115）。（未保价快递做事案件中还有4个案件采取酌定等认定丢失。）
2.范例案例的类型剖析
（1）参照适用三倍赔偿的范例案例
参照适用《邮政法》关于未保价的邮件、快件丢失的规定，范例的是雷炉青诉深圳市三态速递有限公司运输条约轇轕案。[3]在确认免责条款无效的根本上，深圳市福田区公民法院认为，一样平常而言，在原告没有申请保价情形下，应该按照原告报告的货色代价来确认原告托运的货色代价……在原告托运的货色数量及代价均无法确定情形下，参照《邮政法》关于未保价的邮件、快件丢失的规定，酌定被告按照收取运费的三倍向原告赔偿丢失。
（2）适用实际丢失规则的范例案例
①基于企业类型而不适用《邮政法》47条
在东莞市民邦快递有限公司诉深圳市远索电子有限公司运输条约轇轕案中，[4]深圳市中级公民法院认为，《邮政法》47条是关于邮政企业对给据邮件进行丢失赔偿的规定，而民邦快递系邮政企业以外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其快件赔偿不适用第47条的规定，而应适用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从讯断整体看，“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的详细内容是“原审法院判令民邦快递应向远索电子承担快递丢失的全额赔偿任务。”
②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落而适用《邮政法》47条第3款及《条约法》311条
如果邮政企业被认定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落，根据《邮政法》47条第3款的规定，法院会援引《条约法》311条（《民法典》833条），范例案例是东莞市镤力电子有限公司诉东莞市京广速递有限公司邮政做事条约轇轕案。[5]东莞市第二公民法院认为，本案被告因自身的重大过失落导致邮件丢失，故被告哀求根据《邮政法》47条第1款的规定在邮资的三倍范围内承担赔偿任务，缺少法律依据，被告应该根据《条约法》311条的规定，向原告赔偿货色丢失。
（二）平等与公正代价对阐明《邮政法》和《快递暂行条例》的规范意义
在极少数邮政快递业案件中，未保价而丢失邮寄物品的，法院有时方向于参照《邮政法》47条第2款规定进行裁判，认同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所收取资费的三倍。如何阐明这个问题呢？叶林教授说，有法院认为，寄件人与快递企业之间存在邮政做事关系，依据邮政法第47条，在寄件未保价情形下，快递企业的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所收取快递资费的3倍。[6]笔者在上述法律数据中没有创造对应的案例。仅有的类似案例支持通过“参照”而非“依据”《邮政法》47条处理系争问题。根据《邮政法》84条的规定，邮政企业，是指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供应邮政做事的全资企业、控股企业。《邮政法》1条是为了保障邮政普遍做事。而无论是邮政企业快递业务和其他企业的快递业务都不认为是邮政普遍做事。这就决定了法院会通过“参照”即类推的办法而非“依据”来适用。非邮政快递做事企业如何处理类似问题呢？《快递暂行条例》27条规定，快件耽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对保价的快件，应该按照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确定赔偿任务；对未保价的快件，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任务。“对未保价的快件，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任务”的说法与《邮政法》47条的规定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在保价的场合下，应该按照约定来处理。不同之处是，邮政做事中，丢失毁损邮件的实际丢失以资费的三倍为限，而在《快递暂行条例》中则是“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任务”。然而如何阐明上述规定以及进一步解读“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任务”呢？法律的态度是，对上述法律条文的阐明须以民法的基本理念为条件。规范性法律理论的核心任务是要回答应然的法律设计是什么。[7]而公正、平等原则是规范性法律理论的核心条件。
1. 民法中的非歧视原则
只管我国《民法典
》并未规定非歧视原则，但是该原则也可从公正原则中阐释或者推论出来。公正原则是法律规则的现实威信来源。公正自然意味着必须反对歧视。然而非歧视原则在公正原则的根本上又有进一步的意义，反响了当代民法的新进展。“在《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模范规则》正义方面的最明显的表示是反对歧视的规则，但其是大多数条约规则和条约责任规则的默示假设，即当事人应该得到法律的平等对待，存在适当的相反情由的除外。”[8]只管民法典》没有规定非歧视原则，但就私法的普遍规律，应该做相同的阐明和推论。
2. 平等、非歧视与当下的政策判断
邮政企业是国有企业。其他快递运输企业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市场经济实质的规定性特色是竞争经济，市场主体应该且必须平等进行竞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基于法律的内在逻辑，上述政策的规范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这些政策表示的核心要义为民营企业是市场主体而且应该是平等的市场主体；第二，民营经济应该得到平等的法律对待。举一个假设的较为极度的例子就能够凸显这一点：
甲用中国邮政EMS邮寄了冬虫夏草，资费是100元，没有保价，后来该邮寄物品丢失。甲通过购买发票证明此冬虫夏草代价8万公民币。如果甲利用了顺丰快递邮寄了同样的冬虫夏草购买了保价。如果法院适用《邮政法》47条第2款的规定，裁判中国邮政只须要支付300元资费的3倍）的赔偿，而顺丰快递则要赔偿8万元。
对此问题的剖析在法律逻辑上始于快递做事条约的性子，叶林教授认为，快递做事与货色运输是在性子上最相类似的两类条约。[9]笔者认为，在以物品或者文件为标的的情形下，快递做事条约自身便是货色运输条约的一种类型。只管货色运输条约没有“做事”二字，而快递做事条约有“做事”二字，在实质上货色运输条约也是做事条约的一个亚类型。而在条约类型上，条约整体可区分为货色买卖条约与做事供应条约。[10]一个完备相同的违约行为，只是企业与企业之间性子的差异而产生300元和8万元的完备不同结果。此种结果的荒谬性显而易见。
二、作为规范判断的限额赔偿及其信息根本
（一）作为规范判断的限额赔偿
在快递行业中，如上法律适用数据并不能决定哪种方案是最佳的且符合法律的规范判断。对此，笔者认为，第一，“实际丢失”的既故意义。从《民法典》以及《条约法》的体系看，实际丢失是指确定性规则、可预见规则、损益相抵等限定范围内的实际丢失，并不能等同于基于物品代价的丢失。这些规则在相称程度上表示了某种逼迫性。第二，基于快递做事的行业性子、寄件人和承运人的信息构造以及规则设计的基本逻辑，承运人没有特殊许诺或者条约没有特殊约定时，快递物品毁损灭失落答允担限额任务。第三，限额赔偿任务不仅应该适用于违约之诉也应该适用于侵权之诉，这是为了避免规避违约之民事赔偿限额规定而做出的必要推论。第四，限额赔偿任务不能滥用，如果承运人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落导致丢失，则不适用限额规则。这种规律是法学研究的工具，[11]具有普适性。从政策判断看，限额赔偿的逻辑与该行业的自身特色以及促进该行业发展所必需的法律制度配套内在相互支撑。这是法律应该尊重和选择的逻辑，没有此种逻辑，我们的运输业也不会发展到此种程度，而且未来也不会实现更高程度的发展。诸多法律规则的发展也与运输行业干系。可预见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此种政策的缩影。[12]
（二）限额赔偿的信息逻辑
1. 信息问题
货色运输与货色买卖的主要差别是，货色买卖的双方当事人都对货色比较熟习或者相对熟习，对货色价格尤其如此。由于货色市场的存在，诸多货色的价格每每是公开的或者是可以进行初步估计的。而货色运输与此有根本不同，双方当事人对所运货色的代价、意义等信息拥有大都并不对称。一样平常而言，由于寄件人是货色的卖方或者货色的霸占方，对这些货色而言，他们得到这些信息的本钱比较低甚或是零，寄件人对货色的代价、价格或者是否承载特殊的情绪意义是熟习的或者应该熟习的，至少是更为熟习。由于承运人是专业的运输人，在面对无数种类的货色时，其没有能力熟习和理解每一类货色的信息，当然也可能由于他没有必要知道每一类货色代价的信息，承运人则每每不熟习货色及其代价或价格或者未必一定熟习货色及其代价或价格。
2. 预防方法与信息
不同的货色类型、不同代价的货色、不同体积的货色也须要不同的包装方法、防损方法、运输工具等，所有这些都是有本钱的，而且会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任何营利性企业都会按照本钱收益等来打算。不同层次的预防方法对企业运营本钱的包袱不同。如果企业采纳非常高档级的预防方法，企业能够将该本钱转移给寄件人而且寄件人能够承担时，这不会影响企业的运行；如果企业不能转移或者纵然转移会大量地导致快递业发展滞缓甚或无法发展，或者寄件人群大量降落，其就不可能会采纳如此高档级的预防方法。但是快递企业也绝对不会采纳低等级的预防方法，由于预防方法等级低或者非常低，会有如下几个效果是企业所不能容忍的：第一，预防方法等级低会增加企业的违约率，违约率高会降落企业的荣誉，降落客户的数量，企业不能得到利润甚或导致亏损，进而被市场淘汰；第二，预防方法等级低会导致较大的民事任务的本钱，这会增加企业运营本钱，使其得不偿失落；第三，预防方法等级低会降落竞争能力。以是，一样平常情形下，企业会采纳中等的预防方法，使货色毁损灭失落或者违约率降落同时又能够提高效率。
如上情形会涌现分层预防方法。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货色的类型或者客户的需求以及当代技能能够将预防本钱掌握好且能够得到利润，在宏不雅观上不同类型货色的分层预防是可取的。例如，邮寄信件（纸面的）就有不同的办法，我国邮政系统原来有平信和登记信两种形式，后者是邮寄人可以查询的且投递速率较快一些，而前者是不可查的而且速率相称慢。但是客户的需求不同，诸多客户就须要确认对方收到该信，而且哀求速率快一些，那么这种需求达到相称的数量，特快专递就应运而生了，而且随着当代信息技能的广泛采取和交通的革命性变革，快递本钱的降落以及人们财富的增加，特快专递险些成为当代人的标配，取代了数十年前平信的地位。因此，现在人们的网购大都通过快递进行。详细而言，上述变革与互联网的技能发展紧密干系，互联网技能、物流技能、汽车的遍及都将本钱大大降落，自动分拣以及每个邮件的及时跟踪都降落了本钱，同时增加了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信赖。因此，只管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主要，甚或都须要公司对我们的货色进行分外的关照，然而从更高的运行效率看，这种基于道德直觉的内容经受不住商业逻辑的进一步考验以及法律对此种合理商业逻辑的采纳。
分层设置预防方法的决定成分是本钱，如果寄件人有接管更好、更全面做事的须要，那么他就必须接管更高的本钱和包袱，这是正常的商业逻辑。商业社会既为我们供应了航空公司头等舱，也供应了如春秋航空公司只有经济舱的廉价航空。如果货色须要特殊关照，那么就要接管该等级或者做事相应的本钱。一旦承担了该本钱，承运人就要受到该分层预防方法的约束。
3. 快递做事条约价格的决定成分
对快递做事条约的承运人而言，其最关注的是快递价格，而确定快递价格每每与货色的尺寸、货色种类（是冷冻品还是其他）、货色重量等直接干系。由于其打算价格的办法与货色的真实代价每每没有直接关系。换言之，快递做事条约的价格与货色的真实代价每每不具有强烈的内在关联性，纵然是当事人也并不虞图表示货色的真实代价，而且寄件人也应该或者非常清楚此点。即，其所交付的快递费与货色的真实代价并没有内在关联。公民法院也明确地洞察到这类事实及其规范意义。在无锡皓轩物流有限公司诉常熟市宏顺货运有限公司运输条约轇轕案中，[13]法院认为，在货色运输条约中，由于承运人对所承运的货色承担较大的风险，而收取的运费与货色代价常日相差甚远。如寄件人选择保价运输，常日需支付更多的运费，相对而言，一旦发生货色毁损，承运人也将承担更大赔偿任务，故在运输条约中常日订有保价运输条款，该条款表示了权利责任同等的原则。宏顺公司在明知限定任务条款内容的情形下，仍具名确认赞许该条约的内容，表明其乐意吸收该条款的约束。限定任务格式条款应为有效。宏顺公司明知其托运的货色代价、也明知货运存在风险，却不选择保价运输，应该承担自行选择的后果。
条约法依然将条约自由奉为圭表标准，目前的法律制度与商业实践也为其供应了不同通道，即保价和保险的办法。如果当事人意欲得到常日预防方法以外的赔偿，其必须支付额外用度，将该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或者企业。但保价有如下两个局限：第一，保价常日有最高限额。在航空行李托运中，如果行李保价超过8000元，航空公司就会谢绝保价，由于其很难承受这样高的丢失风险；第二，在邮政EMS中，EMS的保价费率为1%，且其最高限额为10万。
4. 快递做事条约当事人的投契行为
避免投契主义行为是制度的紧张功能。[14]投契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危害他人利益。虽然我们不能推定每个人都会投契，但我们也不能假设每个人都不会投契，无论在任何制度下，投契都是可能的。因此，毫无疑问，在快递做事条约中，当事人投契行为的可能性以及示范效应是极为可能的。叶林教授考虑到快递企业及其职员的道德风险，[15]然而如前所述，寄件人也有道德风险须要予以考量甚或应予以重点考量。[16]
第一，如前所述，由于承运人常日并不节制货色代价的信息，而寄件人则节制此类信息，这就使其拥有天然的信息上风来主见相应的实际代价丢失。而且如果寄件人保存了货色代价的证据，这种上风就更为明显。常日来说，承运人没有得到此种勉励或者动机的可能。
第二，险些在所有情形下，寄件人和承运人没有更强的道德约束或者情绪纽带，无法形成非常好的信用环境，也无法发挥造孽律制裁的浸染。纵然寄件人和承运人的详细事情职员属于熟人，也可能由于以下几个缘故原由而弱化自我约束：首先，末了的任务承担者是公司而非详细事情职员；其次，在承运人内部有不同的部门构成，详细与寄件人打仗的事情职员可能与产生危害的部门不是一个部门，内部关联程度低，纵然内部追责也可能与直接打仗客户的事情职员无关。
第三，实践中法官对法律规则理解的问题。在此类问题上，如果法律规则明确在此种详细语境下，只能按照免责条款来赔偿，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就极大地减少（暂时不考虑免责条款的结果），由于如果结果明确，寄件人从诉讼中得到好处的可能性险些没有或者纵然有也很小或极小，基于此种利益考量，其不会选择提起诉讼；如果免责条款无效且没有保价，而法院有不同不雅观点，且部分法官有寄件人的经历，尤其是还有货色丢失的经历，此时法院或者法官就可能会更方向认定以货色的实际代价作为赔偿标准，因此，法院有此种较大可能的存在也会勉励当事人进行投契。在货色代价较大的情形下，值得进行诉讼的考试测验。而且法官尤其是对商事实践并不完备熟习，[17]这会增加诉讼的概率和可能的缺点裁判。
三、快递物品毁损灭失落限额任务的法律设计逻辑：谁能以最小本钱避免丢失
如前所述，快递做事自身是商事活动。商事活动应该紧张由效率的理念来规范，实在消费者交易也受效率约束。正当性根据包括促进自由或者提升效率，然而提升效率随意马虎被忽略。如消费者撤回权正当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效率。[18]但是人们的习气思维办法是自由、道德，即便从更深入的层次剖析则并不完备这样，诸多自由、道德背后的考量是本钱-收益剖析以及政策剖析。效率须要得到正面的对待，而且效率自身不反对道德、公正、正义以及自治等代价。
最小本钱避免者原则的意思是，哪方当事人能够以最小本钱阻挡或者避免侵害，法律就应该将采纳行动的任务分配给谁。[19]只管该原则起源于侵权法，而且受到一些批驳，但该原则背后所表示的效率依然具有一样平常意义，在条约法中也有广泛利用。艾森伯格教授就对条约法中的救助责任进行过分析后认为，这一基本事理整体上适用于国法与私法领域。[20]
在此问题上，哪方当事人能够以最低本钱避免丢失呢？笔者认为，这应该考虑两个成分：一是谁能够以最低本钱得到商品或者货色代价的信息，二是谁能够以最低本钱减少丢失。只有这两个问题办理了，我们才能够进行综合判断与衡量。
（一）谁能以最低本钱得到该货色的信息
如前所述，货色的寄件人是能够以最低本钱得到该信息本钱确当事人。在寄件人是货色的买方或者卖方时，这一点非常明显。寄件人对货色的交易代价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寄件人是第三人，上述命题依然精确：首先，此种情形非常少；其二，纵然是第三人，该第三人也每每是买方或者卖方的代理人，法律后果也应归结于知道货色代价的人。可能会有人认为，承运人也可以通过讯问以很低本钱得到该信息。这些信息获取本钱为零或者险些为零。表面看，确实如此，然而详细剖析并非如此，此种讯问模式可能会产生如下本钱：
第一，承运人的讯问产生非常高的本钱。在人工时期，这种本钱可能存在于，承运人以及承运方所有与寄件人打仗的人都会问，大略地问可能须要30秒的韶光，30秒的韶光代价可能是0. 1 元（暂时不考虑后续更高的本钱）；然而对承运人而言，其本钱可能是数量级增加。如前所述，如果我国每年有600亿个邮件，每年的本钱都是60亿。这一本钱是惊人的，而且这一类似的本钱可扩展适用于所有运输行业。
第二，更大的问题是，承运人的讯问可能存在更高的核实本钱。承运人及其代理人讯问货色的代价，如果寄件人回答的信息是精确的（假设其说出了实话），之所以是精确的，可能符合我们的日常判断，如代价低或者价格不高。但是，如果寄件人的信息可疑或者是缺点的，承运人是很难或者不能核实的，如果商品属于日常能够熟习的常日商品，其可能根据自己的知识来判断或者哀求对方供应更进一步的核实，其本钱假设是5元，而且假设这种情形的概率是600亿次的10%，那么其本钱至少便是605=300亿，这个本钱就更高了。
如上信息的放大效应是，如果某些人从缺点提高货色代价信息的本钱中获益，在陌生人社会中，其会产生较大的效仿效应，这又会大大增加寄件人的投契行为，倍增承运人的上述经营本钱，而且也会改变诚信的运行机制。
第三，随后的问题是，如果法律哀求承运人采纳的方法，即根据货色的代价进行个别化或者分阶段的预防方法，此种本钱是任何一家快递企业都不能承受的本钱。这个本钱会高到不会有任何企业进入快递行业的程度，也足以高到将此类法律成为“恶法”的程度。当然，只管笔者认为，在交易本钱的范围内，分阶段预防方法是可能的，但是其必须有本钱补偿。然而无论如何其必须有系统的需求以及相应的方法，并且必须有利润产出。
第四，讯问模式与快递企业的验视责任。《邮政法》25条、《快递市场管理办法》30条、《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9条第2款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都规定了邮政或者快递做事企业的验视责任。验视责任是否就意味着讯问模式呢？笔者认为两者没有一定关系：第一，验视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安全。《国家邮政局哀求进一步加强快递企业收寄验视事情》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该遵守干系规定，建立并严格实行收寄验视制度，加强生产安全和应急管理。第二，验视责任在干系制度中的位置决定了上述阐明的合理性。《快递市场管理办法》30条是在该法第四章“快递安全”中规定的，《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9条第2款是在该法第二章“通信与信息安全”规定的。第三，基于第一和第二点情由，验视责任的界线以邮寄物品的种类（尤其是禁止快递等物品）、数量为限，不能扩展到无限的范围，如货色的真实代价等等。第四，既有的法律案例更为精准地理解了上述规定，并且供应了验视责任的界线。在北京国一金典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北京宅急送快运株式会社国贸业务厅等做事条约轇轕案中，[21]法院认为：“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应该以掩护邮政通信与信息安全、保护通信自由和秘密，为用户供应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做事为宗旨。该宗旨表示在验视责任上，则表现为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核实邮件是否属于禁止寄递或者限定寄递的物品，以掩护公共安全为目的和限度，不能无限扩大加重邮政企业、快递企业验视责任的内涵范围和任务，否则就违背了其迅速、安全的做事宗旨。本案中，宅急送国贸业务厅对涉案物品的验视责任应该以物品的种类及数量为限，不应扩大至每件物品均需逐一核对其编号，这也是符合快递业务‘迅速’之宗旨哀求的。”由此可见，信息的累积效应和叠加效应，足以改变剖析的路子和结论。
（二）谁能够以最低的本钱减少丢失
与第一个信息问题相适应的是，谁能够以最低成本来避免丢失或者减少丢失呢？依赖纯挚直觉的说法或者不雅观点可能是，作为职业者的承运人是不二人选。由于承运人有非常专业的职员、非常专业的设备以及非常好的避免风险以及较高的任务承担能力，而且对新技能更加敏感。然而，问题果真如此吗？我们先从反对的角度进行剖析，假设此种想法是精确的，可能会涌现何种结果。假设目前一样平常的平信邮寄都采取EMS或者快递公司的运行模式而不能让其提高用度。那么快递公司必须增加如下方法：第一，启用更为专业的高科技设备并且不断更新完善，这可能是一个极高的持续的投入；第二，须要更为前辈的跟踪设备，以让每个人都能够随时理解自己邮寄物品的实时状态，而且能够供应查询做事，同时当事人也会哀求更高的赔偿。可以说，这一点并没有发生。对韶光以及货色授予更多代价的主体会采纳EMS以及其他快递办法，认为托运事务有更高的代价追求，或者须要购买保险或者进行保价，这是商业或者法律已经供应但须要由当事人做出的选择。相反，在同一类别的范围内，如果承运人根据每个货色代价的不同而区分对待，就可能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不得不忽略所有货色的代价，如果违约率低到一定程度，可以忽略相应的经济丢失；二是不得不重新将该种别内部区分为不同种类的亚类型，进而采纳不同的预防方法。然而，这又有不同部门区分和科层化构造，而这导致的运行本钱超越了此种需求。当然这一剖析不是完备静态的。随着将来技能的发展以及人们需求的多元化，分层预防方法可能有不同变革，以知足不同偏好寄件人的需求，这可能会促进法律的转型，但是在目前看来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但是法律并非完备受制于既有的技能或者商业现实，其也通过民事任务及其分配促进技能变革和实现商业空想。
那么寄件人能够以较低本钱避免吗？其不是专业人士，货色又不在寄件人手里，此时如何能够有效地避免丢失呢？这一不雅观点看似合理实则经不起考虑。由于问题的办理在托运之前，而非在托运之后。基于寄件人的信息上风，其知道货色的真实代价或者理应知道货色的真实代价。其毋庸表露，也毋庸产生讯问的本钱。寄件人综合考量后认为，其只须要采纳低本钱、低预防方法的运输办法，即不须要支付额外本钱。如果综合考量认为其须要更高的预防方法，更高的成功率，更彻底的知情权，更高的事后赔偿或者救援，则可以采纳自己支付额外本钱的方法，这既不会提高既有的合理预防方法，又不会导致本钱飙升，摧毁有益的运输行业。
法律规则的设计并非是规则能够产生最优的收益，也并非大略依照直觉让专业一方包袱。“快递物品毁损承担全额赔偿任务，而绝非均参考邮资倍数予以赔偿”。在快递做事条约中，此种设计没有适当顾及其权利责任设计的后果。法律经济剖析的特殊上风是将制度设计的后果尤其是对行为人的影响考虑在制度设计中，这是法律经济剖析的上风。[22]法律的经济剖析是交易法领域的主导剖析方法，应予以重视。法律应该鼓励寄件人进行保价，如果按照现有的不雅观点或者机制就会涌现一个抑制保价的悖论。而且这个结果没有正当性——如果标的额较大，当事人选择不保价的状态要好于或者远远好于保价的状态。由于不保价按照实际丢失赔偿，而保价的则只能按照保价对应的金额来赔偿，常日保价对应的金额少于实际丢失。法律顾及的是对自己不负任务的人还是对自己更负任务的人呢？
四、快递物品毁损灭失落规则的初步设想及两个拓展
笔者的如上论证在快递做事条约语境下试图否定大略的完备危害赔偿。上述论证便是“适用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法律规则的前理解，表示了民法的内在规定性。上述考虑是详细的。而且对付民法的一样平常考虑，上述规则也是适用的，毕竟全额危害赔偿受到诸多限定性规则的约束。[23]换言之，纵然叶林教授说的是对的，其也不能推导出全额危害赔偿的结论。而且，叶林教授认为，国务院2018年《快递暂行条例》27条也明确规定，快件耽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对保价的快件，应该按照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确定赔偿任务；对未保价的快件，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任务。[24]
（一）初步设想
叶林教授提出并否定了其余一种不雅观点：针对未保价寄件发生的毁损或灭失落，有人认为，应参照邮政法关于邮件毁损灭失落的赔偿规则，由快递企业按照不高于快递费3倍的数额予以赔偿。如前所述，此种不雅观点不符合法律规定。邮政法基于邮政普遍做事的特性，明文规定邮政企业“按照不高于邮资三倍的数额进行危害赔偿”，但也明确规定“邮政普遍做事业务范围以外的邮件的丢失赔偿，适用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换言之，邮政企业也要依据民事法律规定，对付邮政普遍做事以外的寄件灭失落和毁损承担全额赔偿任务，而绝非均参考邮资倍数予以赔偿。[25]更为明显的是，上述理解与作为行政法规的《快递暂行条例》27条规定的关系也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此种参照的确值得商榷：第一，诸多快递运输企业都将危害赔偿调度为快递费的4倍、5倍甚或6倍，这解释运输做事企业做出了志愿性选择。第二，如叶林教授所言，参照邮政法》第47条的“邮资三倍的数额”不具有本色的正当性，不符合参照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普遍做事。
然而，什么是最优的规则呢？首先，如前所述，绝对不能适用全额危害赔偿。全额赔偿所表示的是惩罚性任意性规范，[26]而这只有在极少数分外滥用信息不对称并且得到收益的情形中才能适用[27]；其次，适用《邮政法》的3倍资费赔偿也不具有本色合理性。那么问题的答案每每便是在这中间。笔者认为，这应该随着技能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未来预期内容的变革承来判断，可能6倍甚或更多一些都是得当的，这也符合比例原则的基本哀求。[28]
（二）扩展之一：保价更不能适用全额赔偿
叶林教授认为，保价寄件发生毁损和灭失落的，快递企业同样答允担全额赔偿任务。部分客户选择保价，一方面，是有助于减少寄件毁损灭失落后的处理难度，避免与快递企业在危害发生后牵丝扳藤，提高争议办理效率；另一方面，支付寄件保价有提示快递企业谨慎作业的功效。寄件人支付保价的目的，不是为了免除快递企业的任务，如果仅哀求快递企业按照快递费的一定倍数进行赔偿，赔偿金额可能远低于寄件真实代价。[29]笔者认为，这一结论值得商榷：第一，如果保价还承担和未保价相同的任务，保价的机制将彻底失落效，而且在诸多案件甚或在所有环境中，没有人会选择保价这一增加本钱的活动。第二，毫无疑问，保价这一机制有其突出的商业代价和本色正当性。保价作为风险分散的商业机制有利于企业采纳科学的分拣方法，而且基于不同的类型供应相应程度的做事，并且基于相同的对价承担商业风险，通过增加收入来增加承担风险的能力。第三，保价是志愿行为，其根本是，货色的代价可能稍大于或者大于一样平常货色，其须要得到更多的保障，这是类似于额外做事的对价。当事人完备基于货色代价的考量而设定不同的保价，即能够证明此点。第四，纵然其对代价不予以关注，其可能基于上述考虑而乐意获得救济和大略便利的轇轕办理。叶林教授考虑到第四点，但没有考虑到更主要的前三点。而且从本文第二部分的统计数据看，叶林老师的不雅观点既违反经由合理反思后的现行规则，也误解了保价的真实功能，且没有合理描述当事人保价的真实意图。当然，这也与他后来论述的“如果当事人形成明确约定，即应尊重其自主的意思表示，无论结果是否于其有利，都应坚持左券精神，不能随意毁约”[30]的不雅观点相抵牾。《江苏省高等公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者权柄保护轇轕案件多少问题的谈论纪要》第9条第1款规定：“在订立快递做事条约时，快递做事企业对付保价条款进行了合理的提示解释，寄件人自主决定选择保价的，可以认定保价条款构成条约的组成部分。快递物品丢失、毁损时，快递做事企业主见按照保价条款约定处理的，公民法院应予支持。”
另有学者认为：“保价做事中的声明代价与实际代价，构成了界定赔偿范围的双重限定。当声明代价小于实际代价时，以声明代价作为限定赔偿范围的依据；当声明代价大于实际代价时，则以实际代价为依据。一言以蔽之，以两者中较低者为确定赔偿范围之准绳。”[31]这一不雅观点值得商榷。第一，其不能描述既有的合理商事实践和消费者的实践。在碰着此类轇轕时，如果寄件人进行了保价，公司就会按照保价规则进行赔偿，险些没有快递企业再去负责核实被毁损货色的实际代价。第二，保价自身就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就货色毁灭的风险进行了明确的约定，此种当事人直接的约定优先于此种任意性规范。第三，基于价格的主不雅观性，当事人声明代价更多反响了其主不雅观定价。而实际代价则不能表示其主不雅观性及偏好。第四，企业为什么不会哀求确定实际代价呢？一是企业没有能力更没有充分的知识和信息对其进行详细的核实；二是纵然拥有某些核实的能力，由于毁损的风险比较小，该核实所产生的本钱远远大于效益；三是很多情形下标的物已经毁损灭失落了，基本上无法确定其真实代价，这个时候让寄件人去证明真实代价怎么可能呢？而且证明任务还由寄件人承担，就会产生不能接管的后果；四是在支付溢价的情形，还要去鉴定而且机制上许可或者鼓励快递企业这么做，会陵犯寄件人的救援权，使其由于本钱和用度等问题放弃救援；五是，如前所述，保价也不是无限度的。超过一定限额的保价，基于企业运行风险掌握的考虑，企业不会承受。如果保价的数额明显高于日常判断的托运物品的真实代价，经营者可能会谢绝交易。
（三）拓展之二：成功得到全额危害赔偿的实践不否定限额赔偿
很多人跟我分享他们自己的成功维权履历，通过与快递做事企业的协商和会谈，他们得到了超过快递单的3倍、6倍于快递费的赔偿甚或是快递物品真实代价的赔偿。然而，我们不能从实然推论出应然。在法律的实然和法律的应然之间必须有充分的桥梁，这便是法律的理性剖析、理性反思和理性批驳。对此，笔者认为：第一，以客户为中央的经营理念。客户的相信和支持是企业成功的要素，以客户为中央可能就会让其在企业伦理上做出此种选择。第二，较低的违约率。我们看到随着技能的发展，货色毁损灭失落的风险大大降落了，整体看来，快递的违约率比较低，尤其是大公司更是如此，其风险掌握相比拟较到位。第三，企业耗费不起此种轇轕办理韶光。权利诉求人每每对自己货色的毁损更加在乎，甘心花费较多或者相称的韶光去主见权利，而每次的韶光都相比拟较长，对公司来讲此种会谈会花费大量的韶光，韶光对企业均具有金钱代价。此时，公司就可能会做出妥协。第四，可能避免荣誉受到危害。荣誉危害并不是只有合法行为来造就，有时候法律之外的恩情会增加客户的剩余，偶尔知足特定客户的诉求会产生一定的相信感，进而积累商誉和未来的本钱。第五，对法院误判的担心以及随后的本钱付出。诉讼每每会对企业不利，纵然其赢得了诉讼也可能如此，而且如前所述，法院也会做出诸多不适当的裁判。这亦增加了企业作出妥协的本钱。有人说，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将此种实践上升为法律规则呢？笔者认为，上文的规范性的剖析已经做出了此种实践不具有规范意义的结论，此处不赘。
结 语
快递丢失毁损的赔偿任务并不是一个新的主题，不同的方法论会产生不同结论。笔者认为，此问题的研究应该避免大略的未经理性反思的道德直觉作为正当性根据，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同样要关注规则背后的内在根据的挖掘和阐释。良法的制订既须要良好的立法意愿，更须要良好的法律效果，对各方当事人供应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行为指引。因此，无论其是国有的邮政快递还是私有的民营快递企业，它们在法律理解和适用上都应该平等、公正和无歧视。而且基于快递做事条约的性子，基于寄件人和承运人的信息构造以及快递做事条约的定价构造，民事任务的限额而非全额赔偿才符合法律的内在代价判断和外在功能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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