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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南方的金器利用比南宋期间更加丰富。
明清期间,金银器的利用已经遍及敬拜、冠服、陈设、宗教活动、文玩等各方面,种类繁多,造型多变,看重造型艺术表现。元代金器是馆藏金器的又一特色,1955年合肥小南门出土的元代窖藏,以及1956年出土的范文虎墓都创造了浩瀚高规格且制作精美的元代金器;随着金器制作技艺的进一步提升,馆藏明清期间金器的种类和数量更加繁杂,包括簪、耳坠、镯、钗、发冠、戒指、碗、盒、帽梁、念佛牌、金元宝、口含钱等等。
图1 元 缠枝花卉纹金发冠
元缠枝花卉纹金发冠(图1),1956年出土于安庆范文虎墓,长13.7、宽9厘米。由五块金片扣合而成,顶部、底部两端共三块金片,分别与旁边两侧的椭圆形金片相扣合,形成一个椭圆形腔体,用来套在发髻之上,底部两端的金片中心各有一圆形孔,用以固定发簪。顶部及旁边两块金片均饰缠枝花卉纹,每个花卉中心花蕊处均镶嵌宝石,现已脱落,但痕迹清晰可见。范文虎(?~1301)原南宋安庆知府,后降元,官至尚书右丞相。墓中出土了玉带、玉印、金冠、金饰等大量文物。这件富丽精细的发冠,代表了元代超高的金器制作水平。
图2 元 “章仲英造”金把杯
元“章仲英造”金把杯(图2),1955年出土于合肥小南门原孔庙大成殿元代窖藏,口径7.5、底径4.8厘米。葵口,方唇,弧腹,平底,一侧有柄。杯内底一侧有“章仲英造”四字阴文楷书。窖藏保存无缺,共出土102件金银器,包括金杯、金碗、金碟、银果盒、银壶、银高足碗、银盏、银碟、银勺、银筷子等,部分器物上戳印有“章仲英造”“庐州丁铺”“至顺癸酉”等铭文,个中一件元菱花形凤纹银果盒,錾刻了包括茶花、石竹花、春菊、凌霄花、梅花、牡丹、荷花、万寿菊、桃花、莲花、海棠等多达20种花卉图案,盖上两首相对的凤凰飞舞在花丛中,姿态生动洒脱。窖藏共出土金器10件,个中7件收藏于安徽博物院。这件金把杯,也称“海棠式金卮杯”,出土时为一对,当是宴会中等级最高的人利用。铭文“章仲英造”位于杯底右侧,标识能干,应是元朝文宗至顺四年(1333)庐州丁铺匠师章仲英所制,这正是宋元以来金器商品化、生活化的标志,金器的利用逐渐从上流社会进入了酒楼菜馆以及家境殷实的百姓人家,制作精良的器物乃至成为家居陈设,从实用器上升为艺术品。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的激烈竞争造就了一批技能博识、看重品质的工匠,而如此高规格且精美绝伦的金银器,正是元代金银器制作水平的集中展现。
图3 明 瓜头簪
明瓜头簪(图3),1969年出土于明光(原嘉山县)李贞夫妇墓,长11.7厘米。簪首造型为瓜状,一朵瓜花开于中心,瓜叶对叠而生,位于高下旁边,花叶之上露出小半个瓜体,锥点纹的装饰使得瓜棱的波折与经脉刻画的维妙维肖,生动立体。簪采取捶揲、錾刻工艺制成,簪体为扁长条形。瓜头簪的盛行始于元代,一贯至明代前期,瓜有着极好的寓意,也是诗文中常常用到的题材,这件瓜头簪与湖南临澧新合元代金银窖藏、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右前旗左土城子出土的金瓜簪形态都非常相似,可以说这件簪传承了元代瓜头簪的范例风格。李贞之妻为朱元璋的姐姐(曹国长公主),根据出土圹志可知,元至正十年(1350)前后,曹国长公主去世,去世后由于战乱未安葬,至李贞去世后(1378)才迁来合葬,可见墓葬中出土的金银玉器最晚可能制于明代初期。墓中共出土金器20件,个中一副葫芦耳环,两件凤簪同样带有宋元风格。无字金钱12枚,明代盛行随葬金银冥币,多出土于身份等级较高的墓葬。综合这些可以看出,该墓金器的制作很大程度上传承了元代的风格,代表了元末明初金器制作与利用的详细情形,这在出土玉器的加工和艺术表现也得到了同样的印证。
随着历史的发展,藏品的种类不断增加,加工与装饰方法更加娴熟、风雅,宋代往后金器日益商品化、生活化,首饰的种类、格局不断翻新,实用器皿增多,商业竞争激烈,元代“庐州丁铺”标记的涌现,正是宋代商业繁荣的进一步延续,到了明清期间,金器的利用已经遍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章来源:《收藏家》201909期《熠熠生辉 残酷千年——安徽博物院藏金器》
作者:王育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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