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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捕地龙之痛②:电击野生蚯蚓为何难禁止?专家:面临司法难和“公地悲剧”

编辑:[db:作者] 时间:2024-08-25 04:29:16

红星新闻 卢燕飞 演习生 曾怡

演习编辑 朱洁英 责编 任志江

近段韶光以来,全国多地涌现的电击蚯蚓征象引发关注。

电捕地龙之痛②:电击野生蚯蚓为何难禁止?专家:面临司法难和“公地悲剧”

日前,红星新闻在广西玉林市干系县城、村落镇拜访时获悉,野生蚯蚓经由多年捕捉,已经变得稀少。
当地收购商陈师长西席回顾,“小时候各处都是蚯蚓,搬块儿石头下面就有很多条。
七八年前地龙仪刚刚利用的时候,有些人每天乃至能电1000斤,但现在能电20斤就已经很不错了。
”与此同时,干蚯蚓的收购价格水涨船高,从七八年前的40~50元/公斤,涨到了现在的230元/公斤旁边。
(详见链接:《电捕地龙之痛①:野生蚯蚓遭“灭绝式”捕杀,已形成完百口当链,价格近年涨5倍》)

专家担心,照这样发展下去,某些种类的野生蚯蚓未来几年可能面临灭绝,这对生态的毁坏或许是不可逆的。

对付野生蚯蚓在一些地方面临“灭绝式”电捕的现状,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导师朱晋峰博士表示,蚯蚓对生态具有良好的调节浸染,大量捕捉蚯蚓会造成土壤排水性能变差、板结,终极失落去活性,不适宜农作物的成长。
此外,有机垃圾的自然分解也会受到极大影响。

而从监管的角度,朱晋峰博士见告红星新闻,“目前蚯蚓的确不在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也不是‘三有动物’(注:有主要生态、科学、社会代价的陆生野生动物)。
不过,广东、北京等一些地方在干系条例中,已经把野生蚯蚓纳入了保护范围。
现在大部分地方的司法,紧张是依据《治安管理惩罚法》中‘未经批准,安装、利用电网的,或者安装、利用电网不符合安全规定’的规定,对当事人进行惩罚。

在监管层面,专家认为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林业部门、农业部门等都有责任进行野生蚯蚓的保护。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法律系主任谭柏平副教授指出,虽然电捕蚯蚓该当有部门进行监管,但由于涉及的部门较多,以是在某种程度上被虚化了,“如果你逮住是你的,我逮住是我的,那就涌现了范例的公共环境保护里面的‘公地悲剧’,末了大家都没有(管)了。

“电蚯蚓机第一案”落槌

但更多地方处于弱监管状态

7月尾,红星新闻在广西玉林市陆川县采访时创造,县城和州里多家五金店在发卖地龙仪,个中一家还发卖蚯蚓开肚机、电鱼机等。
店铺老板称,地龙仪售价在1200元至2300元之间,发卖情形还可以,“有需求就有市场,上面不可能哪里都管得到。

玉林市某州里五金日杂店在发卖蚯蚓机、电鱼机

而在2020年7月8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发会)曾对广东省中山市3家电蚯蚓机的企业提起公益诉讼。
绿发会认为,这些商家给不特定用户供应了绝杀蚯蚓的机会,毁坏了蚯蚓栖息地土壤的生态平衡,对蚯蚓的过度猎捕也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毁坏,其行为已经构成对环境的侵权。

2021年8月12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公民法院讯断3家企业赔偿经济丢失约159万元,并在全国媒体上刊登道歉声明。
2022年2月17日,广东省高等公民法院二审宣告坚持原判——该案也被称为“电蚯蚓机第一案”。
该案之以是在广东胜诉,是由于2020年通过的《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利用电击、电子诱捕装置等工具捕猎野生动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制造、出售上述猎捕工具。
同时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以外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也按照本条例规定管理。

但在更多地方,目前适用的法律依据只有《治安管理惩罚法》。

今年5月,云南昆明东川区警方抓获了6名电捕蚯蚓的男子,现场收缴野生蚯蚓两百多公斤,终极这6名违法嫌疑人被处以行政拘留。
民警先容,之以是将这些人电捕蚯蚓的办法称之为灭绝式,是由于这种办法对蚯蚓和土壤中的生物都进行了无差别的侵害,对当地生态环境毁坏很大。
在现场,民警收缴涉案工具地龙仪4套,放生了这些蚯蚓。

云南昆明东川区公安局事情职员见告红星新闻,当时在侦查过程中创造了电击蚯蚓的违法行为,但由于蚯蚓不是保护动物,干系法律不是很健全,以是按《治安管理惩罚法》中的私设电网来处理。
“如果法律对大规模捕捉、电击蚯蚓有相应规定,对保护蚯蚓肯定会起到积极浸染。

而须要保护的,也并非蚯蚓一种生物,还涉及到更多没有被纳入保护名录的动物保护问题。
理解到,目前昆明警方“打击电击地龙2022”专项行动已经结束,但在日常监管中,创造问题也会严明处理。

“有些品种可能已经濒危了”

电捕蚯蚓面临司法难和“公地悲剧”

蚯蚓在生态系统中具有主要浸染,大量捕杀蚯蚓不仅随意马虎造成单个品种灭绝,也会使土壤失落去活性,对人类生活和其他动植物成长造成影响。
那么为何电捕野生蚯蚓屡禁不绝?市场监管是否存在缺失落?

红星新闻在广西玉林市采访时,未创造任何电捕野生蚯蚓的警示牌或宣扬标语。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导师、上海日盈状师事务所状师朱晋峰博士向红星新闻表示,蚯蚓不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有主要生态、科学、社会代价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国家层面还没有对蚯蚓进行保护的法律法规,由于之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但广东、北京等地区将野生动物保护范围予以了扩大。
例如《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禁止阛阓、超市、农贸市场等商品交易场所、网络交易平台,为违法买卖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列入名录的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以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列入名录的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为原材料制作的食品,供应交易做事。
’” 朱晋峰表示,根据该条例第二条的阐明,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包括野生动物的整体(含卵、蛋)、部分及其衍生物。
也即,野生蚯蚓也在该条例的保护范围之内,对付当事人履行了干系违法行为的,可以按照条例给予相应的惩罚。

但在更多地方,只能依据《治安管理惩罚法》第三十七条“未经批准,安装、利用电网的,或者安装、利用电网不符合安全规定”的规定,对当事人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旬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其余,对付当事人通过电击办法捕捉蚯蚓,如果造成他人去世亡的,如因地龙电机操作失落误等导致他人去世亡,还可能被干系部门以“过失落致人去世亡罪”深究他的刑事任务。

玉林市某州里五金日杂店发卖的各种型号地龙仪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法律系主任谭柏平副教授认为,现在关于保护野生蚯蚓立法确实有难处,“由于我们说蚯蚓主要的同时,蜜蜂、萤火虫,乃至苍蝇、蚊子都同样主要,由于很多动物依赖苍蝇蚊子为食,苍蝇蚊子没有了,许多动物也就饿去世了。
”这些司空见惯的生物都没有涌如今保护名录里,但生态环境短缺它们还是会被毁坏。

“我们对野生动物生态代价的认识要得到加强,不是说要等到立法。
”谭柏平说,生态环境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司法不严、违法不纠,“对付电击蚯蚓的征象我们不要等到出问题了再去办理,生态环境的毁坏有些是不可逆的,而且有些蚯蚓的品种可能已经濒危了。
”谭柏平认为,用《治安管理惩罚法》来惩罚电击蚯蚓确实很无奈,但实际上也是可以的,并没有越位。

众所周知,蚯蚓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浸染,是“生态系统工程师”,可以对固体废弃物进行氧化,并转化为优质的有机肥——蚯蚓粪。
此外,蚯蚓还可以改良土壤环境,优化土壤组成,处理有机垃圾等。
而电击蚯蚓首当其冲的便是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毁坏,比如使得土壤的排水性能变差、板结,终极失落去活性,不适宜农作物的成长;有机垃圾的自然分解也会受到极大影响。

在监管层面,专家认为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林业部门、农业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海关等都有责任进行野生蚯蚓的保护。
“只是涉及的部门较多,以是被虚化了。
如果你逮住是你的,我逮住是我的,那就涌现了范例的公共环境保护里面的‘公地悲剧’,末了大家都没有(管)了。
”谭柏平说。

应对药厂大量利用野生蚯蚓进行规制

可鼓励庄家养殖以替代野生蚯蚓药用

据理解,蚯蚓具有良好的药用效能,对付降血压、通经活络、利尿、抗癌、止咳平喘等都具有非常好的效果,本身的营养代价也很高,是心脑血管疾病用药的原材料之一。
目前制成的药品包括《蚓激酶肠溶胶囊》《复方地龙片》《地龙活性蛋白胶囊》等。

红星新闻在采访中创造,玉林中药港收购的野生蚯蚓终极都流向了全国各地的药厂。
那么制药企业收购野生蚯蚓是否涉嫌违法?有没有野生地龙的替代品?

据理解,我国目前还没有法律法规对药厂大量利用野生蚯蚓的行为进行规范。
谭柏平认为,野生蚯蚓的药用代价从古到今都有市场需求,但我们不能因此“竭泽而渔”。
“最好的方法还是鼓励庄家去养殖,取得干系容许后开办养殖场,我以为用这个办法是可以替代野生蚯蚓药用的。
当然,养蚯蚓须要投入本钱,也须要耐心,但电击蚯蚓是不可持续的。

“药厂在利用蚯蚓入药的时候一定要查清来源,如果利用的是野生蚯蚓,我以为至少是不道德的,没有承担起企业保护环境的任务。
”谭柏平说,食药监部门也要加强监管,确保蚯蚓的来源一定要正当,“如果药厂在利用野生蚯蚓,而且是电击出来的,那便是没故意识到生态文明培植的主要性。

玉林市中药港售卖的地龙

朱晋峰说,目前,法律法规对野生蚯蚓的保护还属于缺位状态,在碰着电击蚯蚓等行为发生时,每每难以找到得当的法律依据对当事人进行惩罚。
当然,除了野生蚯蚓之外,其他还有大量须要保护、但目前没有被纳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有主要生态、科学、社会代价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的野生动物,如萤火虫等,这并不利于生态平衡的有序发展。

对付未被列入保护名录的野生动物,朱晋峰认为可以采纳以下方法进行保护:(1)加快法律法规修订,将毁坏野生动植物的行为尽快纳入到条文之中,做到有法可依;(2)形成《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有主要生态、科学、社会代价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动态调度机制,加快、简化目录调度程序,做到保护及时、有效;(3)进一步加大对审查机关、公益诉讼组织对毁坏野生动植物行为进行公益诉讼的支持;(4)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生态环境等部门可以形成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折衷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和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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