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破烂儿”办展到app预约上门收受接收讲述京城收废品的陈年旧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的胡同、大院里设有废品收购站，人们隔三差五将平时积攒的废品拾掇出来，拿到收购站换回几毛钱。
报纸、剩骨头、牙膏皮、废铜烂铁……都能换钱。
那会儿，废品回收增援了工农业生产，也为国家创造了财富。

1957年3月16日，《北京日报》1版

1958年5月11日，《北京日报》2版

新中国刚成立时，百废待兴。
国家号召人们精确看待废品，由于有些“褴褛儿”可以回收再利用，支持工农业生产。

那时候，北京成立了废品公司，下设废品收购站和代购点。
这是一支规模弘大的废品回收军队，事情职员遍布城区郊野、大街小巷，卖力网罗全市五花八门的废弃物资，包括破铜烂铁、碎布条、废玻璃等。
回收到的废弃物资，绝大部分卖给有关生产部门，进行再生产，制造成铁铣、棉毯和酒瓶等产品。

据本报1957年3月16日1版《本市广泛收购废弃物资》宣布，这些废弃物资帮助了本市许多工厂、手工业生产互助社适当地办理了质料不敷的困难。
1956年，本市30多个金属生产互助社利用1万多吨烂铁代替新铁板进行生产，度过了歇工待料的危急。
由于废物价格便宜，产品本钱大大降落。
第一制毡生产互助社利用废毛和油毡下料代替新毛做出一批帐篷，本钱降落22%。
南苑区几个木器生产互助社，用几分钱1斤买进的碎木头，做出了却实、都雅的家具，挺受顾客欢迎。

1958年，北京举办“废品回收利用展览会”。
图为讲解员为不雅观众讲解用废生铁制成的农具。
冯文冈 摄

为了让人们树立“变废为宝”的不雅观念，1958年，北京市废品公司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一个半月的“废品回收利用展览会”。
本报1958年5月11日2版《“废物”不是废物》记载了当时的情景：悬挂着的宫灯和乐器，是用民间迂腐的硬木家具改制成的；俊秀的被面、床单和枕套是用碎花布拼制的；衣柜、床和桌椅，是用以锯木屑作质料的刨花板制成的；台灯的座儿宛似象牙雕刻，是用废弃的牛骨做的；景泰蓝花瓶，是用回收的废杂铜做的铜胎……

此后，北京各区县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街道都展开了废品回收事情。
原宣武区委成立了回收办公室，设立了23个收购站。
西城区部分街道居民组成秧歌队，在流动收购车前敲锣打鼓进行宣扬。
原纺织工业部宿舍有位70多岁的老人，听了宣扬后表示：“原来废品还可以用作工业质料，别说国家给钱回收，便是不给钱，我也要拿出来增援培植。
”（1959年4月14日《北京日报》2版，《本市积极回收废品增援培植》）

在那个年代，废品回收不仅增援了国家的生产培植，而且节约了质料，为国家创造了财富。

1980年2月23日，《北京日报》3版

上世纪80年代，本报收到读者来信，反响废品收购中涌现的国家和集体财产流失落的乱象。

署名“房范”的读者在信中写道：收购站和收购点收购的有些不是废品，而是家庭里没有的几十斤或上百斤重的钢板角头，还有毁坏了的二三十厘米粗、几米长的铁管，以及钢筋、铁棍、灰槽、下水沟铁盖等。
有的人堂堂皇皇地从建筑工地、材料场拿走铁器，转身到收购点过秤，有的小偷从工厂偷出贵重的铜材，拿到收购点去卖。
德外地区六七个工厂报告丢失红铜材料上千斤，出口的景泰蓝花瓶也被盗走毁坏后出售。
（1980年2月23日《北京日报》3版，《物资回收中应把稳的问题》）

经本报核实，确有这种征象存在。
虽然国家明文规定，不准随意从个人手里收购工业废金属。
对确实是拾捡来的，要持单位或街道证明信才能予以收购。
但当时一些收购职员实行政策不严，而有些收购点也纯挚追求收购额，对废金属的来源不加穷究，这才使得一些偷窃来的工业器材被当成废品回收了。

在本报监督下，当时的物资回收主管部门专门下发关照，重申收购规定，并对下属收购站和收购点实行政策情形进行检讨，还对收购员分期分批地开办短期政策培训班，提升业务水平。
此后，这一征象逐渐减少。

1991年3月2日，《北京日报》6版

2006年4月7日，《北京日报》8版

上世纪90年代，北京涌现一支捡“褴褛儿”大军，人们形象地称其为“扒拉公司”或“扒拉族”。

据本报1991年3月2日6版《“扒拉公司”探秘》记载，“扒拉族”里外地人占90％以上，他们每天生动在京城各大垃圾场，每当垃圾车卸料后，便一拥而上，将可以回收利用的垃圾淘出来，并进行分类。
很快，淘换出来的废品变成了成捆儿的废牛皮纸、码放整洁的塑料瓶、装好筐的碎玻璃碴以及成堆的废金属、动物杂骨。
随后，有人卖力过磅，有人卖力包装，有人卖力记账，还有人卖力销路，设置犹如“公司”一样平常。

那时候，北京有10多个这样的“扒拉公司”。
“扒拉公司”的成员收入不菲，有的来北京两年，便在老家盖起了几间房。
收入排第一位的是位于海淀区肖家河的“扒拉公司”，每月收入可达3万多元。

后来，“扒拉族”逐渐发展壮大。
2006年市社科院的调查显示：当时北京捡“褴褛儿”大军大约有30万人，粗略统计，这些人当中，捡拾垃圾的年均收入约8000元，蹲守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的年收入在1万元旁边，蹬三轮收废品的年收入最高在1.5万元旁边。
每年，这些“扒拉族”能“捡”走30亿元。
（2006年4月7日《北京日报》8版，《“扒拉族”一年扒走30个亿》）

在当时的条件下，“扒拉族”在一定程度上办理了北京的垃圾回收问题，却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偷居民的生活用品，偷井盖、绿地护栏和电缆等，还有人为争地盘发生聚众械斗。
这些征象引发干系部门重视，一些区县开始考试测验对“扒拉族”进行统一管理。

2001年4月13日，《北京日报》8版

2000年，废品回收行业“正规军”东山再起。

本报2001年4月13日8版《小区废品收购来了正规军》中有这样的场景——在丰台区保温段小区，身穿绿马甲的孔荣根正在劳碌地事情，只听他对一位大妈说：“硬纸板每公斤7毛，油桶每个3毛，您放心，想蒙您都蒙不了，我这儿可是明码标价的。
”他身旁，一块大牌子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七八种废品的回收价。

社区有了废品回收的“正规军”，居民拍手称好。
一位居民说，以前常有收废品的人在楼前楼后转悠，让民气里不踏实。
邻居胡师长西席一年内连丢3辆自行车，就连晾在家门口的被子，也丢了好几条。
后来，派出所破获了一个盗窃团伙，大家才知道，这伙人打着收废品的幌子，四处踩点儿，伺机作案，各家丢的东西全是这伙人干的。

当时，丰台、朝阳、海淀、西城等区进行试点，北京共建立了200个这样的再生资源回收点。
收购职员由下岗职工、特困职工以及部分外地职员组成，回收的物品由区物资回收公司统一运作。
事情职员要利用统一制作的服装、标识、围栏、用具和车辆，经由专业培训后才能挂牌上岗，比如井盖、电缆和垃圾箱什么的不能收，而易燃品和废铜烂铁要分开放，以免造成安全隐患，影响小区的环境卫生。

2017年4月11日，《北京日报》4版

随着科技发展，废品回收进入了“互联网+”时期，利用手机APP，就能预约上门回收废品做事。

花市中区共有1600余户居民，从2014年开始，一家公司在这里进行试点，推广APP预约做事。
两年多韶光，这个小区有近千户居民成为注册用户。
居民秦师长西席说，他每周会预约一次，到时候就在家里等着预约回收员上门取废品，非常方便。
纸箱子每公斤1元，书本每公斤8毛，易拉罐一个8分，可乐瓶一个3分。
预约回收员清点确认后，秦师长西席的账户里便增加了7.55元，这些资金可以累积起来兑换各种日用品。
一位回收员表示，自己每天要处理超过20个订单，回收各种废旧物资近百公斤，最多一次回收了800公斤各种废纸。

2013年，海淀区首师大附小四季青校区，小学生体验智能饮料瓶回收机。
和冠欣 摄

到2017年，东城区已有50个社区在考试测验这种做事，注册用户超过两万，日常生动用户近万个，均匀每个月能够回收各种物资300吨旁边。
（2017年4月11日《北京日报》4版，《废品回收试点APP预约上门》）

随着垃圾逼迫分类的履行，未来，北京的再生资源回收平台或许将迎来新发展。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贾晓燕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流程编辑：孙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