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所高校为通俗中国人的诚信做一次实验

参与实验的部分学天生员 受访者供图

2019年6月揭橥在《科学》上的研究截图

今年7月揭橥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的研究截图

2019年6月，天下威信学术期刊之一《科学》杂志揭橥了一篇题为《环球公民诚信度》的论文，论文中提到，研究职员于2013年-2016年间在环球40个国家355座大型城市开展了一场“丢钱包”的实验。

实验中，10余名外国助理员假扮成捡到钱包的路人，把钱包交到当地公共场所的事情职员手中，请他们处理一下钱包，随后离开。
钱包里留下了“失落主”的人名和电子邮件，没有留电话。

此后100天，研究职员统计了这些城市的电子邮件回答率，并以此作为公民诚信度的指标，对40个国家进行诚信度排名。
结果显示，中国排名最末。

此结论一出，迅速引发广泛争议。
不少中国读者在论文下方留言，称“作者没有考虑不同国家人们的电子邮件遍及率”“中国人常日利用电话和微信”。

面对这些质疑，论文作者回答称,选择电子邮件作为唯一的联系办法是出于实际考虑， “由于许多国家、电信供应商和社交媒体公司都须要居住或身份证明才能办手机号”。
并称文章紧张研究“钱包里金额大小对钱包报告率的影响”，比较各国的诚信度不是论文的重点。

但这并不能说服中国的读者。
为了驳斥对方的结论，中国14所高校的老师按照原实验流程，在海内进行了一场扩展性的复制实验，重新衡量国人的诚信度。

今年7月，这场实验的研究结果揭橥在另一国际主要刊物《美国科学院院报》上。
研究显示，虽然在中国丢失钱包的“电子邮件回答率”是27.4%，但“钱包回收率”却达到77.8%。

一场没有回报的研究

看到原论文“中国公民诚信度垫底”的结论时，很多中国学者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很震荡”，浙江大学教授杨芊说。
她多年来研究社会文化生理学，以为中国文化里向来视诚信为美德，且国人已经全面脱贫，不会为了原实验中钱包里放的几十元公民币违背诚信。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讲师张明吉认为，原研究20%多的诚信度不符合知识。
由于在原实验中，外国助理员“丢钱包”的地点是在城市市中央的公共场所， 比如银行、剧院、博物馆、警察局、法院、酒店等。
“它是一个公共做事部门，说不定别人看得到，摄像头拍得到。
（收到钱包的）事情职员不可能挪作他用”。

而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亚程看来，原研究对公民老实的衡量标准存在问题。
“原研究假设唯一道德精确的处理方法便是联系失落主。
我们不同意。
”他认为，保存钱包等“失落主”来取也是老实的表现。

孙亚程和有同样疑问的浙江大学教授周欣悦在3所大学搞了一次小型的实验。
他们让学生在校园人流密集的区域投放了400多个钱包，钱包里留有人名和电子邮件，结果创造24%的人联系了“失落主”或者上交钱包，而71%的人选择保存钱包，等待“失落主”认领。
他们将自己的想法和实验结果写成邮件，以稿件的格式投给了《科学》杂志，但编辑部只是将邮件内容发在了评论区。

“要用学术办法去做一个正经的回嘴”，孙亚程意识到，想揭示原论文研究上的毛病，须要用科学严谨的办法搜集更多数据。

就在这时，美国欧道来岁夜学华人教授张琪在一个微信群里发起了复制实验的倡议。
张琪说，他不相信中国人的诚信度这么低，但不愿定从科学的维度衡量是否如自己所想，“要用实验证明自己的猜想”。

他向老师们强调，这次研究没有资金支持，还有可能发不出来，“要心甘情愿来做这个事情”，但老师们还是纷纭相应他的倡议。

杨芊是第一个相应的。
她说，复制实验是社会科学实验中主要的一部分，但近年来，学界一些人认为社会科学实验不可重复，全体学科面临危急，“这是一次重修学科范式的机会”。

紧接着，上海、陕西、广州的老师纷纭相应，老师们一边在线上谈论实验内容，一边在自己的城市招募实验职员。

谈论过程中，张琪鼓励大家辩论，“谁有道理听谁的”，这使得每一个实验细节都被充分谈论。
一位学生指出，原实验的钱包里放的钥匙太新，随意马虎让人疑惑钱包的真实性，卖力采购的老师便专门在网上买了复古钥匙。
还有一位老师提到，去法院“丢钱包”不符合实际情形，“法院要被穿过一个很长的庭院，而且戒备森严”，法院便被从实验地点去除。

“只管即便复制一个真实天下。
”张琪说，除了严格复制原实验的流程，老师们更主要的任务是设计新的实验环节，填补原论文只靠电子邮件回答率作为诚信标准的毛病。

为此，他们增加了“钱包回收率”的指标，并补充了回访环节——让实验职员假装成失落主的朋友，在实验结束7天后找机构的事情职员要回钱包，如果钱包能找回，则意味着机构的事情职员妥善保管了钱包。

此外，他们还补充了中国“卧底”不雅观察员的角色。
张琪说，考虑到现场环境可能影响“电子邮件回答率”，在原实验中，外国不雅观察员交钱包时，还要不雅观察现场的环境，记录“是否有其他人在场” “建筑物内是否存在摄像头”等成分。
但这些外国不雅观察员不熟习中国，不一定能够区分保安、雇员或顾客，无法准确统计在场人数，也可能在与接管者沟通的压力下，没有韶光去记录现场环境。

“这相称于实验中的一个黑箱”。
于是，有老师建议，让中国不雅观察员记录环境，并让他们不雅观察多少员工参与处理钱包，为之后的老履行动剖析供应更多参考。

但有的老师质疑这一发起，认为每增加一个人，就会增加被看破的风险。

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形下，老师们终极决定，将每个城市的机构随机分为两组：第一组的不雅观察员不参与实验过程，只是在外国研究助理参与之前“扫描”现场环境。
第二组的不雅观察员则参与实验过程，在外国不雅观察员交钱包时暗中记录环境、不雅观察钱包处理的过程。

后来的数据证明，在隐匿好的情形下，不雅观察员的参与并没有影响剖析结论。
不过，出于严谨，“要把统统可能影响的成分都考虑到”，杨芊说。

一次次总结失落败的教训

为了担保实验顺利进行，他们先在杭州进行了预实验。

“预实验便是一次一次总结失落败的教训，制订出更加标准的实验流程。
”张琪说，很多实验细节都是通过预实验丰富起来的。
他记得，最初设计实验时，只设置了1名中国不雅观察员在现场不雅观察记录。
但预实验时，学生很难说清楚发生了什么，便增加了用微型摄像头拍摄。

后来，学生反馈，1个人记录、拍摄，忙不过来。
不雅观察员又增加到两个人，分别卖力记录和拍摄。

预实验之前，踩点组的同学要先去现场确认实验地点，外国助理员和两名中国不雅观察员则须要先在办公室、超市练习实验过程。
一位当时卖力拍摄的学生说，实验时，她要学习如何自然地拿起奶茶杯，用杯里硬币大小的微型摄像头记录现场。
“举的角度、摆放的位置都须要调度，要掌握摄像头的方向，不能抖得特殊厉害。
”

实验前，3名不雅观察员还要提前切磋进入现场的顺序、站位、拍摄的最佳角度，“像兵棋推演一样”。
张琪说，刚开始实验时，有的小组成员没有沟通就去现场，导致站的位置不对，什么都没拍下来，他们才创造提前切磋的主要性。

吴沚桦是回访组的一员。
她记得在杭州预实验参加回访时，有两个实验点没有名片里的人名信息，她说不出“失落主”的名字，导致回访失落败，她在当天的实验总结中强调，踩点时一定要准确记录名片信息。

杭州的预实验结束后，老师们根据实验流程，带领学生在各自的城市再次进行预实验，之后才开始正式实验。

实验的过程很辛劳。
一名在北京参与实验的学生记得，实验那几天，她每天在表面待10个小时，顶着烈日走两万多步，回到宿舍后还要上传数据，和老师复盘当天的问题。
她听说成都参加实验的同学穿着凉鞋，脚被磨出了水泡。

2019年年底，除了4个实验点由于场所关闭等缘故原由没有完成实验，全国496个点的数据全部收齐。

张薇薇卖力这次数据剖析事情，也是署名作者里唯一的学生。
接到导师的电话时，她还在西南财经大学读博一。
张薇薇说，她参加实验的初衷很大略，想看看复制实验的结果，跟老师们“学点东西”。

但她没想到，光是数据剖析就花了1年半。

新的实验数据显示，中国丢失钱包的“电子邮件回答率”与原论文的数据相差无几，但“钱包回收率”达77.8%，“中国的公民老实水平明显高于最初研究中报告的水平。
”

2022年6月末，文章第一次投给《科学》杂志。
卖力投稿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世勇记得，10天后，他们收到了拒稿信，但他们很愉快，信中提到，不论论文之后在哪个杂志揭橥，《科学》杂志都会宣布论文揭橥的。
“这是对原来那篇论文结论的高度质疑”，刘世勇说，这使他们对后面的投稿充满希望。

之后，他们先后给《科学》《自然》两大期刊的子刊投稿，都被拒稿。
抱着考试测验的心态，他们又投给了《美国科学院院报》，这一次，他们等到了复书，信里哀求对文章的结论进行理论阐明，并给了他们两个月修正韶光。

“基于事实的对话胜于基于感情的对抗”

回顾文章的理论补充过程，张琪坦承并不随意马虎。

他说，老师们谈论过环境变量、机构的种类，创造都无法阐明为什么中国的钱包回收率高。
直到周欣悦教授提出用文化维度，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观点来阐明中国公民的行为，大家才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落”的觉得。

老师们认为，个人主义文化方向于优先考虑实现目标的自我导向行动，比如，向钱包所有者发送电子邮件，这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是一种范例的代理行为。
而集体主义文化则方向于考虑他人并反响群体归属感的行动，保管钱包便是集体主义文化的范例特色。

对钱包处理情形的不雅观察和回访也为这一剖析供应了证据。
“卧底”不雅观察员的不雅观测记录显示，31.6%的机构中，参与钱包处理的人数是1人，而回访阶段的访谈报告显示，1人处理钱包的情形只有19.0%，这解释更多人处理钱包时，是集体决策。

经由数据剖析，老师们还创造，电子邮件回答率与集体主义指数呈负干系，但“钱包回收率”与区域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正干系，这为评估公民老实供应了一个新的文化视角。

今年7月，在经历半年的理论补充后，论文终于在《美国科学院院报》揭橥。
“像长跑拿了个冠军”，张琪回顾论文揭橥时的心情。

紧接着，《科学》杂志宣布了论文揭橥的，杂志编辑Ekeoma Uzogara肯定了论文的代价，称《环球公民诚信度》一文“仅仅依赖电子邮件回答率可能会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民老实度给出有偏差的估计”。

原论文的3名作者也给杂志社发来回信，肯定了中国团队的紧张研究结论，同时，他们对论文提出了几点疑问，孙亚程见告，关于这些疑问的回答文章将于近期揭橥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

“基于事实的对话胜于基于感情的对抗。
”孙亚程说，最初看到《科学》的论文时，他觉得到被搪突，写的回答信也“带点感情”，但感情不能赢来尊重和对话。

张琪以为，这次研究的成功离不开求真务实、循规蹈矩，“如果不循规蹈矩，就会错失落掉很多主要的细节，造玉成部实验的崩塌。
”另一个主要的点是自由、平等，“要许可辩论，把辩论看作一个正常的科学过程”。

张薇薇记得，谈论过程中，老师们常常吵架，最永劫吵两个小时，“我当时挺惊异的”。
老师们还会听取她的见地，并将她列为论文的紧张作者之一，“我碰着了一个非常公正的团队”。

张明吉说，日常科研中，团队职员大多是师生、同事关系，碍于高下级身份或者利益分配，大家都是“一团和气”，但这次研究由于是志愿互助，反而可以随时辩论。
“该当多一些科研职员的灵巧自主，多一些凭兴趣出发的创新。
”

“得有强大的生理本色，才能把它做完。
”张琪回顾，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老师们都很累，“压力非常大”。
有一段韶光，老师们险些全都病倒了，有的老师经历家里老人生病、去世，还在熬夜剖析数据。

“不能中途‘撂挑子’，这也是个诚信问题。
”刘世勇说。

杨芊以为，“得有个交代”。

张琪把这次科研看作一次难得的研究机会，“你一辈子有多少机会能够为全部中国人做研究？”

有老师记得，在成都做实验时，一位同学不慎将摄像器材落到地铁上，一位搭客捡到后，交给了地铁事情职员，摄像器材得以找回。
“这是中国人诚信的另一佐证。
”

中青报中青网 尹海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