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周光召同志的一些事

周光召师长西席在办公室 图源：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

20世纪60年代后期，那时我还不认识光召同道，就听说他是位年轻而十分精良的理论物理学家。

还听说当年他以极高的爱国激情亲切请缨投入了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事情，很让人敬佩。
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从核工业部调到中科院理论物理所事情，我才认识他。
80年代初他担当中科院领导后，无论我在中科院操持局，或是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还是在中科院办公厅，都一贯在他领导下事情，与他有了较多的打仗，影象犹新。

一、紧急关头，顶住压力、沉着对应、攫取末了成功

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对中国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内外都有些不同见地，海内科学界几位很有影响的人更是强烈反对。
1983年中心终极决定工程上马，由谷羽及国家计委果张寿、国家经委果林宗棠、北京市的张百发等卖力同道组成的工程领导小组履行全面领导，直接向中心和国务院报告。
光召同道作为培植单位中科院分管此事的副院长，一贯很关心、支持、帮助和合营谷羽同道及工程领导小组的事情。
他对谷羽同道十分尊敬，有事常与谷羽同道商量。
1986年中，谷羽同道离休后，中心决定光召同道兼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他与工程领导小组的张寿、林宗棠、张百发等同道一起负责按工程既定的进度抓好每一设备的研制、生产、验收和安装，与他们三位有着很好的关系。
他常常听取我和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申报请示，并到现场理解情形，办理问题，确保了工程提前、不超投资、保质完成。

1988年8月上旬，就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整体调试进入末了关头时，从北戴河传来了当时主持中心事情的领导人在中心的会议上对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见地，乃至点名责怪小平同道和其他支持这件事的中心领导同道。
一韶光，工程领导小组特殊是光召同道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和领导小组同道及我一起商量认为，鉴于中心没有哀求传达北戴河会上这位领导反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见地，以是决定不向下传达此事，以免在工程调机的关键时候扰乱和动摇军心，同时决定工程按操持负责抓紧进行。
他还叮嘱我和领导小组办公室随时把稳各方面反响，又特殊打发我不要浮躁，要谨慎行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滋扰工程的进行。
正是他的沉着应对，确保了工程整体调试的末了关头的顺利进行。

也算是老天不负苦心人，在党中心、国务院和小平同道直接关怀下，成千上万参加这个工程培植的科技职员、工人和干部没有辜负党中心、国务院和小平同道的期望，经由近1500个日昼夜夜的顽强拼搏，中国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终于准期在1988年10月实现了正负电子束的对撞。
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我国紧张依赖自己的力量，仅用了4年就完成了天下前辈水平的高科技举动步伐，它标志着我国第一台具有天下前辈水平的高能加速器的建成。
它的建造质量是国际一流的，对撞机和谱仪的紧张指标和性能参数均达到或超过了设计指标，跨入了国际前辈行列。
它的培植投资只有国外的几分之一，不仅是当时海内大中型项目中惟一不超投资并提前完成的工程培植项目，而且在国际加速器培植中，能这样准期建成并达到设计指标的也是极少有的。
这在国际高能物理界引起了很大震撼，认为：“这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伟大进步，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里程碑。
”

实现正负电子对撞后，光召同道立即要我向领导小组其他三位同道及谷羽同道通报，并立时起草了给小平同道的报告。
报告经他两次修正后，急件报送给小平同道处。
很快中心办公厅关照我去中南海开会，研究小平同道和其他中心领导同道前往察看的有关问题。
我开会回来即向光召同道做了申报请示，他十分高兴，嘱我负责安排好察看线路制定条约程及安全、卫生等等各项准备事情。
两天后他又亲自听取了申报请示，还到现场做了检讨。

1988年10月24日，小平同道又到了4年前他亲自奠基的地方。
这里已是一个当代化的建筑群，地上地下安装着我国自己研制的具有天下前辈水平的、海内最大的加速器和探测器。
小平同道和其他领导同道在工程领导小组光召、谷羽、张寿、宗棠、百发等同道陪同下，边走边看，十分高兴。
在接待厅里，小平等中心领导同道听取了光召同道的申报请示。
光召同道申报请示后，随即请小平同道做指示。
小平同道即席揭橥了著名的\"大众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霸占一席之地\"大众的主要讲话。

二、对外互助，只重有利于祖国科学发展，不重个人级别

小平同道1979年初访问美国时，与卡特总统一起主持签署了中美两国在高能物理研究领域互助的议定书。
按照协议规定，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每年轮流在中美两国召开。
1986年后，光召同道每次都担当中方主席并亲自出席，直到1997年他离开中科院。
因那时他是中科院的院长，而对方主席则仅是能源部主管根本研究部门中高能方面的卖力人。
外事部门有些同道认为我方级别太高了。
但光召同道表示，这是一个科学性很强的、又很主要的中美科学方面的互助，不能用级别高低来对待。
表明他对自己个人级别不那么看重，而看重的是对我国科学发展的实际浸染。

三、给我的一次特殊义务

20世纪80年代中，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风起云涌地展开。
当然也涉及科学研究方面的改革。
这时有些人，乃至高层的个别领导人，对科学技能发展的规律和根本科学对国家长远发展的主要性认识不敷，急于求成，并支持有关部门酝酿，向中心提出了一个对中科院改革方案的申报请示提要，个中很主要的内容是取消中科院实体，一些运用性强的研究所并入或转入工业部门去，而一些根本科学研究则转入高档院校，中科院只保留为一个名誉性的学术机构。
此已有所传闻，引起了科技界的一些混乱。
包括光召同道在内的中科院几位紧张领导听到此方案后，完备不同意这个酝酿中的\"大众改革方案\"大众。
事关祖国科学的发展和中科院的出息，他们都十分焦虑。

我当时不但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也是中科院操持局办公室卖力人。
一天，当时作为副院长的光召同道叫我去他的办公室，说有急事。
我到他办公室后，他十分严明地把有关部门向中心提出的中科院的改革方案申报请示提要的事见告了我，并问我听说了没有？我答，小道听到了一些。
他说，卢嘉锡院长等几位院领导也都很焦急，卢院长和他商量要找我谈一下，然后他就带我去了卢嘉锡院长那里。
两位院领导问了一些对撞机工程进展情形后，接着就与我谈了那个酝酿中的中科院“改革方案”的申报请示提要对中国科学奇迹长远发展的危害性和严重性。
他们强调说，事情很急了，如拿到中心谈论就繁芜了。
他们两位都很尊重和信赖谷羽同道，要我尽快去向谷羽同道反响，请她能尽快设法向上反响中科院对此\公众改革方案\"大众的强烈反对见地。
我表示正打算近期去向谷羽同道申报请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进展情形。
此时，谷羽同道正随乔木同道在杭州调查研究。
我第二天就飞去了杭州。

一到驻地，我立即把光召同道和卢院长谈的有关部门酝酿中对中科院的“改革方案”之事向谷羽同道报告。
谷羽同道听了也十分焦急，很快设法向上反响了中科院的见地。
此时，不少科学家听到了这个方案的传言后，也都强烈不满，引起了中心领导同道的关注和干涉干与。
因此，这个取消中科院实体的“改革方案”没能正式出台谈论。

四、为两岸参加国际物理学会，费尽心血

在海峡两岸关系上，1984年9月，光召同道当时以中国物理学会会长身份，处理海峡两岸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物理学（ IUPAP ）这个十分敏感而又政策性很强的问题，花费了很大精力。
他在李政道教授的促进、合营和帮助下，通过李政道教授不断与台湾的沈君山教授会谈，以找出海峡两边都能接管的方案。
由于韶光很紧迫，北京与纽约两边又有12小时的时差，因此光召同道几次彻夜不眠，既要与纽约的李政道教授通电话和传真，又要与海内有关部门谈论，终极在小平同道亲自干涉干与下得到理解决，这事的顺利办理也首创了两岸物理学界的互换。

五、帮忙李政道教授创办中国高档科学技能中央

20世纪70年代早期，李政道教授开始返国访问，那光阴召同道作为年轻学者参加了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李政道教授的活动，与李政道教授有了交往，改革开放后更是频繁打仗。
他俩又都是理论物理学家，有很多共同措辞。
30多年来李政道教授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诲奇迹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如建立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立博士后制度，中美高能物理领域的互助，中国高档科学技能中央的建立，萧政基金的设立等等，个中很多事都是在光召同道帮忙和合营下做成的。
光召同道每次都是尽力帮忙和合营，使李政道教授的这些事情得以成功。
创办中国高档科学技能中央只是个中的一项。

1986年夏，光召同道在瑞士欧洲核子研究中央（ CERN ）访问，与李道教授相遇，两人常常在一起谈论若何让严重掉队于天下前辈水平的中国根本科学研究尽快遇上去。
须要办理的问题和该当做的事情很多，个中最主要且立时可以做的事情之一，便是要让中国的学者能及时得到国际上根本科学研究的最新发展信息。
信息不畅，勉励机制不力，是当时影响海内根本科学研究发展的一个主要成分，也是他们心中迫切思考的问题。

此时恰好天下实验室（ World Laboratory ）在日内瓦成立。
它是为了实现由天下有名科学家狄拉克（ Paul A . M . Dirac ）等提出的埃里切宣言( Erice Statement ）而成立的科学组织，受到意大利政府的帮助，并得到万余名天下科学家和联合国的支持。

“天下实验室”的宗旨是：提倡科技信息的自由互换；不论地理、政治、意识、宗教和人种的差异，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能职员与发达国家的同行进行互助研究，即促进东﹣西、南﹣北的科技互助；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特殊有帮助的科学、技能和医疗领域的发展研究项目，特殊是支持他们参加旨在办理发展中国家分外的问题以及科学和人文整体发展的事情。

光召同道和李政道教授设想，是否可以与他们互助，借助天下实验室的帮助，在海内组建一个学术机构，来促进中国科学界与天下科学界的互换，加快最新信息的得到，建立相应的勉励机制，促进根本科学研究的规复以至快速发展。
经由慎重谈论达成共识后，光召同道请李政道教授出面组织。
于是，在光召同道的支持下，李政道教授正式向中国领导人建议，由中科院和天下实验室互助，在中国成立一个民间学术机构，名为“中国高档科学技能中央”( China Center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简称 CCAST )。
作为天下实验室的分支机构，受天下实验室和中国政府的双重帮助。
实验室的任务是在中国创造一个具有天下水平的、较宽松的、进行前沿性的根本研究，促进国内外研究机构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和互换，鼓励中国科学家在海内做出有天下水平的研究成果。
光召同道亲自撰写了“中央”的章程，个中规定了由李政道教授任该中央的主任，而且是终生主任。
还规定中央统统事务，包括副主任人选都由主任决定，以让李政道教授充分发挥浸染。
光召同道自己则担当副主任（在中国高档科学技能中央的英文先容中，李政道是 director ，周光召是 co - director 。
在英文中， director 和 co - director 是平等的职位，但是在中文中， co - director 没有确当的相应的中文名词，只好译成副主任）。

这项建议很快得到了天下实验室的赞许，也得到了中国国家计委、中科院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并经邓小平同道等领导人批准。

1986年10月，中国高档科学技能中央（以下简称“中央”）正式成立。
\公众中央\公众是一个中外互助的民间学术组织，挂靠在中科院。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
国家对外汇和入口等都还有很多限定。
光召同道就亲自一次次去外汇管理局、海关等部门沟通，使得天下实验室帮助的外汇和设备顺利到位，担保了\"大众中央\"大众的顺利运转。

“中央”成立后，许多科学研究职员和科研单位，从“中央”不断举办的高水平的国际、海内学术研讨会上得到了国内外最新的科研信息，开阔了眼界，促进了自己的研究事情，也推进了海内有关领域的科学研究。

1986年“中央”成立时，海内大学和研究所的打算机设备很不理想，大容量的高速打算机被西方禁运，研究事情受到很大限定。
光召同道与李政道教授研究后，李政道教授与天下实验室协商，1988年由天下实验室出资订购了DEC公司当时新推出的VAX 8550机及其附属设备。
“中央”无偿地向全国科学研究和传授教化事情职员开放，受到了广大研究职员和研究生的欢迎，对海内各科研单位的研究起了主要浸染。

20世纪80年代，海内科研职员收入很低，经济比较困难，很难安心在海内从事科学研究，不少人都想出国事情，这对当时已经十分掉队的中国根本科研十分不利。
光召同道与李政道教授商量，设法从天下实验室供应给中国高档科学技能中央的帮助中，在有限的范围里，局部办理一些问题。
于是就对那些在干系学术领域里有造诣而又留在海内事情的科研职员，供应了一些经济上帮助，从而大大改进了一些有造诣的海内里青年研究职员的事情和生活条件。
后来，这些人中有人回顾说，当年他们“脱贫”靠的便是来自“中央”的帮助，家里的电冰箱、洗衣机等设备都是依赖“中央”的帮助添置的，他们家庭的生活水平有显著的提高，使他们更安心在海内负责做研究。

1989年夏，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使得中国对外学术互换碰着了极大阻力。
同时，外洋一些别有用心的宣扬，使我国在国外事情、学习的一些学者、研究生不明原形，对返国事情或访问有顾虑。
面对这一分外情势，光召同道和李政道教授认为必须采纳相应方法，通过约请外洋的中国学者，特殊是个中年轻有造诣的学者返国进行学术互换或短期事情，这样既可以澄清那些欺骗性的宣扬，也可以连续国际学术互换，减少对海内根本科学研究的影响。

在光召同道的支持和帮忙下，李政道教授向中心提出了履行“外洋青年学者归国访问操持”的建议，约请中国在外洋学有造诣的青年学者返国，进行几个星期的学术访问，确保他们来去自由。
请他们将国外最新的科技发展和他们本人的成果先容给海内学者并与海内同行进行学术研讨，直接帮助海内研究生和博士后以及有关学者理解国际前沿研究事情的情形，使海内的研究职员仍可以及时得到国外科学前沿发展的信息，保持了国际学术互换。
同时这些外洋学者返国访问，理解到了海内的真实情形，返回到国外后再把亲自见闻见告那里的同事、朋友，大大肃清了当时国外对海内幕况的各类误解。
此时，光召同道又亲自与边防等部门沟通，确保了回国交流学者的来去自由。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外洋青年学者归国访问操持”的履行，无论对祖国的科技发展还是在国外的形象都起了很好的浸染。

六、十分重视和关心吴大猷的大陆行

20世纪90年代初，海峡两岸刚刚有些来往，但仅限于无任何官方身份的职员交往。
在李政道教授和光召同道的努力下，时任台湾“中心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师长西席于1992年5月17日在李政道教授和夫人陪同下，从台北经喷鼻香港来北京访问。
这是当时台湾来大陆访问的在任最高级领导人，也是吴老时隔46年后第一次重返祖国大陆。
由于当时他是海峡对岸来访者职务最高的人，十分敏感，备受两岸领导的重视和媒体的关注。
中科院作为接待方，在吴老来京前，光召同道亲自对日程及接待事情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还亲自选定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内部宾馆达园作为吴老在京的下榻处，那里十分寂静。
又帮我向中心党校请假，专门卖力吴老的接待事情，并要我全程陪同。
他向我特殊交待此事的主要性，反复说这是政策性很强的事，千万不能大意。
我理解到吴老不仅是台方来访的第一位在任高等领导，还是一位患病的87岁老人，更感到压力很大恐怕有闪失落。
那天光召同道亲往机场欢迎。
在机舱口，光召同道上前与坐在轮椅上的吴老紧握双手，这是两岸科学界最高级领导人的第一次握手。

吴老的北京之行李政道教授花了很大精力，才使台湾最高当局赞许他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超导超级对撞机的物理实验和技能研讨会”。
李政道教授夫妇也在达园下榻，亲自照料他的恩师的起居，无微不至，十分严密。

那段韶光，光召同道险些每天都与我通电话，理解吴老身体等情形，安排吴老活动。
吴老不但负责参加了研讨会，还与与会的科学家进行了谈论。
会议期间他还特地参不雅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亲眼见到了祖国大陆科技职员紧张依赖自己的科技和工业力量，在短短4年里建成了这样一个天下一流水平的高科技设备，愉快不已，感慨万分。
他比拟了台湾的同步辐射装置紧张靠外国的设备和技能后说：“大陆在高能物理方面已取得了天下水准的造诣，太了不起了。
”他还坦诚地讲：台湾没有这方面的科学人才，以是只能靠买。

在京期间，吴老参加了李政道教授和光召同道积极组织推动的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物理学家联谊会”，有300位中国物理学家参加了会议。
这是中国物理学界空前的盛会，中国物理学的几代学者共聚一堂，共庆中国科学的繁荣昌盛。

由于吴老当时是台湾来大陆职别最高级的官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海峡两边的媒体尤其把稳，不少从台湾赶来，对吴老牢牢跟从。
光召同道特殊担心交通安全，多次嘱我要关照司机把稳车距和速率，不要太快。

吴老回台后，在医院里还几次再三努力，终极匆匆成谈家桢、吴阶平、赵忠尧、邹承鲁、汤佩松、黄汲清、张存浩、李林等大陆第一批科学家顺利访台，首创了两岸科技界的互换。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与光召同道相识，至今已过去了30年，我与他事情交往中的一些事仍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