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四年自立研发的技能遭泄露损失金额若何精准认定？

——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审查院办理的一起陵犯商业秘密案

在许多行业尤其是高新科技领域，商业秘密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旦透露，企业将非常被动。
而且，在刑事犯罪案件领域，陵犯商业秘密类案件面临鉴定难、调查取证难、打算丢失难三大难题。

如何精准高效办理陵犯商业秘密类刑事案件，保护企业科技创新，成为审查机关的一道必答题。

案发

员工离职后卖老雇主技能资料

2019年5月的一天，某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邓师长西席收到，公司的一项技能信息疑遭透露。
这项技能是该生物科技公司在关联公司多年生产实践根本上，历时四年自主研发而成的。
2019年3月才开始量产发卖。

某生物科技公司自查创造，公司工程部文员廖某离职前下载大量技能资料，遂向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报案。
“此类案件取证机遇稍纵即逝，且要件证据网络随意马虎发生偏差。
”厦门市思明区审查院第一韶光参与案件，辅导公安机关迅速固定干系电子证据，还原涉案技能信息被盗取及表露的过程。

2017年6月，廖某入职该生物科技公司，任工程部文员，卖力设备采购的验收及资料整理，除劳动条约外，还与公司签有保密协议。
2019年3月6日，上海某资产管理公司员工程某、吴某受公司总经理詹某指使，与廖某接洽，理解其在某生物科技公司的任职情形及节制的技能资料。
同年3月7日，廖某从公司做事器上私自下载大量技能资料，并上传至个人百度网盘。
越日，廖某正式办理离职手续，并将其百度网盘及个人条记本电脑中存储的某生物科技公司技能信息带走，当晚将技能信息交给程某、吴某，获利8.2万元。

2019年4月，吴某等人前往曾给某生物科技公司生产设备的江苏某公司，意图根据技能资料生产设备。
设备制造商故意开出高价让其知难而退，并立即将这一情形奉告某生物科技公司。

探索

以容许利用费认定丢失金额

经鉴定，某生物科技公司的干系技能信息在2019年3月7日前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能信息”。
廖某条记本电脑及百度网盘、程某条记本电脑中均存在与某生物科技公司上述“不为公众年夜众所知悉的技能信息”相对应的资料，大部分内容相同或本色相同。

“刑事法律、法律阐明对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丢失’的认定标准不足明确。
我们通过梳理干系法律法规，结合各地讯断，综合考量决定采取容许利用费作为认定标准，勾引公安机关侦查。
”该案主理审查官、思明区审查院副审查长王珏说。

在此类案件中，丢失金额的大小直接影响量刑结果。
王珏先容，为担保丢失打算的精准性，该院环绕与涉案生产工艺附近似的技能信息在市场上的容许利用情形进行取证，全面理解涉案技能信息的研发过程、产品利润、市场行情、未来前景等，委托评估机构就涉案技能信息研发本钱、容许利用费进行评估。
经评估，涉案专有技能普通容许利用权代价为858.99万元。
“这是最守旧的一个数字。
”王珏说。

在案件审理阶段，“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详细运用法律多少问题的阐明（三）》明确规定，容许利用费可以作为丢失数额认定的标准之一。
据此，上述评估结果被法院作为定案依据。

邓师长西席提到，像上海某资产管理公司这样派员工以各种形式“密查”商业秘密的征象并不少见，严重毁坏了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
“上海这家公司还打仗过我们公司的其他技能职员，只是被谢绝了。
”为此，邓师长西席十分困扰。

在该案二审期间，厦门市、思明区两级审查机关经多次共同会商，督匆匆侦查机关补充网络上海某资产管理公司的公司架构以及指派职员密查商业秘密等证据，终极认为该案应为单位犯罪，詹某及程某、吴某两名员工应以单位直接卖力的主管职员及其他任务职员深究刑事任务。

该案历经一审、发回重审一审、二审。
2022年4月，廖某、程某、吴某、詹某分别被判处二年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各并惩罚金；被告单位被判惩罚金50万元。

此外，环绕办案中创造的商业秘密保护漏洞，思明区审查院向某生物科技公司发出审查建议。
“我们公司现在建立了更严格的保密规章和管理制度。
”邓师长西席见告。

共识

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做事创新社会培植

知识产权保护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道为核心的党中心把知识产权保护事情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商业秘密保护越来越重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马一德指出，中国80%的中小型科创企业的发展都是依赖商业秘密。
全社会要充分认识到商业秘密是一种无形资产，是一种财产，是除牌号权、专利权、版权外的第四大知识产权。

2020年12月审议通过的刑法改动案（十一），对陵犯商业秘密罪进行了修正，降落了陵犯商业秘密罪的定罪门槛，提高了法定刑。

“现在对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打击力度比较大，是从重惩罚的一个趋势。
”马一德说，陵犯商业秘密类刑事案件属于新型案件，对公安、审查院、法院的办案水平哀求比较高。
办理这类案件，第一关便是鉴定涉案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这对办案机关来说是很大的寻衅。
目前全国这类案件备案办理得还比较少。
以是，公检法还需加强研究、判断、调研，适应企业发展须要，知足创新社会培植哀求。

为统筹发挥刑事、民事、行政审查职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办案、监督，2020年11月6日，最高检以内部综合办案组织形式组建知识产权审查办公室。

据理解，2021年，全国审查机关共起诉陵犯商业秘密犯罪57件121人，占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起诉人数的0.86%。
总量虽不算很大，但增幅较大，起诉人数同比增加1.42倍。

不屈不挠，2022年3月，最高检发布《最高公民审查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期知识产权审查事情的见地》，将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单独作为一条予以强调。
同年4月25日，最高检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商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会签《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见地》，推动构建“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事情格局。

在上述案件中，审查机关在干系规定不明确的情形下，探索性采取容许利用费作为丢失认定标准，并对容许利用费的合理性进行多维度阐释，同时准确认定单位犯罪，为精准打击该类犯罪供应借鉴参考，及时保护了研发创新成果。
“厦门公检法机关的办案水平高，企业的合法权柄才能得到有效掩护。
”邓师长西席说，在厦门创新创业很安心。

前路漫漫，重任在肩。
为了让更多像邓师长西席这样坚持自主创新的企业家安心发展、专注创新，审查机关将不断努力。

（审查日报 要闻版 周蔚）